目前国内枪支散件刑事案件的现状及其思考

刘平凡·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深圳律协刑民交叉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广东省律协刑民交叉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2015年4月30日，19岁的刘大蔚站在了福建泉州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因网购了24只玩具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刘大蔚在法庭上激动地喊道，请用我买的枪枪毙我，如果能打死我，我认罪，如果打不死我，就放我回家。后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

2009年10月19日，因贩卖玩具枪，王国其被广东警方带走，被判刑10年，上诉改判4年，后检察院撤诉，2016年10月17日，王国其获得国家赔偿43万元。

2016年10月12日，51岁的天津大妈赵春华因气球摊上的玩具枪，被警方拘捕，一审被判3年6个月，轰动全国，2017年1月26日，二审被判缓刑。

一、1.8焦耳/平方厘米与假枪真罪

为什么玩具枪，也会被判刑？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公安部对枪支的认定标准，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即认定成枪支。即便是玩具枪，也认定成枪支，定罪判刑。

那么，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是个什么概念？枪口比动能达到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形物，子弹不能打坏窗户玻璃，不能打伤人体的皮肤，不能打死打伤鸟类 。

正是由于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致使连窗户玻璃都打不坏的玩具枪，被认定成枪支定罪量刑。多少守法公民因此而妻离子散，家庭破碎，带来深重灾难，全国人民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于2010年发布施行。在此之前，鉴定标准是枪口比动能16焦耳/平方厘米。枪口比动能16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形物，子弹能打入松木板并嵌入松木板，能打坏窗户玻璃，能穿透人体皮肤，能打死打伤鸟类。由于08年北京奥运会等特殊的时代背景原因，枪支管理必须收紧，于是才有了这一改动。

鉴于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带来了非常大的争议，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就批复出台背景指出，由于公安部枪支认定标准的陡降，“近年来，涉枪案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特别是一些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案件，涉案枪支的致伤力较低，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裁量刑罚时唯枪支数量论，恐会悖离一般公众的认知，也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个别案件的处理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

公安部文件定义的枪支，不是国家法律定义的枪支，我国《枪支管理法》对枪支的定义，是指“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真枪，不包含仿真枪。2022年9月我国已启动批准相关国内法律程序的联合国《枪支议定书》，也明确规定枪支仅指火药枪，公安部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违背我国《刑法》和《枪支管理法》对枪支的定义，也与联合国《枪支议定书》背道而驰。

二、从枪支主要零部件入刑，到非主要零部件、附件配件入刑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8号，第七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盗窃、抢夺、持有、私藏、携带成套枪支散件的，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三十件为一成套枪支散件计。”

公安部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枪支主要零部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14]110号，界定了枪支主要零部件及其特征。2019年，公安部对《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公通字[2010]67号）进行修订，发布了《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鉴定工作规定》（公通字[2019]30号），更是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枪支散件，是指专门用于组成枪支的主要零部件。”枪支散件，无论是《关于枪支主要零部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14]110号，还是《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鉴定工作规定》（公通字[2019]30号），都反复强调枪支散件是指枪支的主要零部件。公安部在随后发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鉴定工作规定>技术说明》中，更是明确规定：“枪支的主要零部件是指对枪支性能具有较大影响的零部件，包括枪管、套筒、枪身以及闭锁、供弹、退壳、击发、发射等主要机构中起主要功能的零部件。”

如何界定是否是主要零部件？这不仅是严谨的法律问题，也是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是科学就应当依据相关的学术理论。我国高等院校早期的兵工类专业的教材《自动武器构造》一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自动武器构造》一书的作者王裕安、徐万和、薄玉成三位专家，是我国自动武器学科的泰斗、行业奠基人。《自动武器构造》明确指出，闭锁、供弹、退壳、击发、发射是枪械的五大系统，枪支的主要零部件应当隶属于这五大系统。

枪支的主要零部件，应当在《轻武器术语》（GJB 5236-2003）、《民用枪械术语》（GB/T 14658-1993）这两份国家标准中，找到对应的专业名称。找不到名称的，不属于主要零部件。办案机关在办案时，也应该参照《轻武器术语》（GJB 5236-2003）、《民用枪械术语》（GB/T 14658-1993），规范使用专业名称。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对零部件的命名，相当不规范不严谨，各种非专业的名称，层出不穷。

三、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枪支散件的枪支非主要零部件

目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一部分办案机关和鉴定机构，完全不顾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散件必须是枪支的主要零部件，将枪支散件的定义范围扩大，完全脱离了《关于枪支主要零部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14]110号和《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鉴定工作规定》（公通字[2019]30号）之规定。甚至有的鉴定机构认为，凡是能装到枪上的，都是枪支散件。

具体有以下枪支非主要零部件被鉴定为枪支散件：

（一）鱼骨螺母、枪管螺母。将鱼骨螺母，定义成枪管螺母，进而鉴定成枪支散件。

首先，如下图所示，右边是枪管螺母，左边是鱼骨螺母，从长度和外形都有很大的差别。鱼骨螺母的主要功能是把鱼骨连接到枪上，而枪管螺母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也就是说鱼骨螺母不等同于枪管螺母，将鱼骨螺母描述成枪管螺母，属于张冠李戴。

即便是枪管螺母，也不属于枪支主要零部件，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散件。要将枪支散件组装成一只枪，那么就需要销钉、弹簧、螺丝、螺母等附件配件，而枪管螺母属于附件配件，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二）弹匣卡笋

在供弹机构中，弹匣装满子弹给枪支供弹，弹匣卡笋只是将弹匣卡在枪身，就像个螺丝一样，对弹匣起固定作用。因此，在供弹机构中，弹匣是主要零部件，卡笋不是主要零部件，是弹匣的附件配件，属于枪支的附件配件。

在《轻武器术语》（GJB 5236-2003）、《民用枪械术语》（GB/T 14658-1993）里面，也只有弹匣，没有弹匣卡笋。可见弹匣卡笋没有和弹匣一样的地位，属于弹匣的附件配件，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三）枪机卡笋

在装弹的时候，将枪机拉起，被枪机卡笋卡住，枪机不能往前运动，留出了空间，持枪人手动将子弹装上膛，按下卡笋，枪机运动至工作位置。枪机卡笋只是枪机运动的一个辅助部件，从命名上看，枪机卡笋是枪机的卡笋，卡笋处于从属地位，是枪机的附件配件，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四）枪机拉钩（又叫拉柄）

枪机拉钩，是拉动枪机运动的钩子，枪机是击发机构的主要部件，拉钩只是拉动枪机运动的一个辅助部件，作用和地位完全不可与枪机相提并论，属于枪支的附件配件。

就材质而言，枪支属于高强度钢材，枪机拉钩属于铝合金。枪机拉钩拉动枪机运动，拉钩材质较软所以枪机不会被磨损，但是枪机拉钩会逐渐地磨损，有一定的使用寿命，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枪机拉钩就需要更换，属于耗材性质。

在《轻武器术语》（GJB 5236-2003）、《民用枪械术语》（GB/T 14658-1993）里面，也只有枪机，没有枪机拉钩，枪机拉钩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五）助推器

当枪机内部灰尘较多，摩擦力较大时，枪机不能运动到工作位置，需要手按助推器，帮助枪机往前运动。助推器也是辅助枪机运动的部件，属于枪机的辅助部件。

在《轻武器术语》（GJB 5236-2003）、《民用枪械术语》（GB/T 14658-1993）里面，也只有枪机，没有助推器，助推器不在五大机构之内，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六）导气杆和导气座

导气杆和导器座，结合使用，属于复进装置。在《自动武器构造》一书第219页，归类于其他机构与装置，不在五大机构之内，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七）消焰器

简称火帽或者枪口火帽，作用是减少枪口的火焰。在《自动武器构造》一书第220页，属于枪口装置，归类于其他机构与装置，不在五大机构之内，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八）缓冲器

又称减震器，其作用是吸收能量，减轻枪支发射时后坐力对枪身的损伤，延长武器使用寿命。在《自动武器构造》一书第220页，属于自动机缓冲装置，归类于其他机构与装置，不在五大机构之内，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九）保险

保险机构是防止枪支意外走火伤人的机构，作用是确保枪支不意外伤人，保障安全，在《自动武器构造》一书第218页，属于保险机构，归类于其他机构与装置，和闭锁、供弹、退壳、击发、发射五大机构没有关系，不属于枪支的主要零部件。

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的职责是在追诉犯罪的同时也必须保障人权，所办理的案件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确保不将枪支的非主要零部件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散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最后，引用时任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教授的话，结束本文。

“‘摆摊打气球案’的有罪判决，表明了法官既不具备对中国社会生活经验的了解，也缺乏对中国世俗人情与人性的洞察，更缺乏悲天悯人的良善之德，以至于产生了如此这般缺乏司法良知的判决。‘摆摊打气球案’的刑事判决突破了刑法主观责任要件的要求，逾越了罪刑法定原则之规定，突破了刑法的底线。”【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1期】

内容来源 | 刘平凡律师 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

本期编辑 | 际唐新媒体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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