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程序，其任务是由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具体工作是收集相关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后对于其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传统的侦查观念中，刑事侦查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对外严格封锁，几乎在对外完全封闭状态下进行。因此，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律师根本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直到案件移送审判后律师才可受聘或者被指派作为辩护人介入诉讼活动。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作了重大修改，该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该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这一规定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禁区，对于保障处于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增加侦查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立法一经公布，就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成为当时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给予重点评议的热点之一，国际社会也给予积极评价。从总体上看，这一规定推动了我国刑事侦查的进步，是我国改善司法人权状况的重要成果。

但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介入侦查程序的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总则编专门设置了第四章“辩护与代理”，其中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意味着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虽然可以聘请律师但被聘请的律师并不是“辩护人”，而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且通读第四章全文，也没有涉及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问题。于是，侦查阶段被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地位一度成为理论界热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依据是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他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授权进行活动，受犯罪嫌疑人的意志约束。因此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可以称之为法律顾问。也有人从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分类视角，认为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属于狭义上的辩护人。而侦查阶段的律师是协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其所进行的代理申诉、控告以及会见等活动实质上也是在行使辩护职能，因此，属于广义的辩护人。还有人针对理论界关于侦查阶段的律师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法律帮助人”等各种称谓，表示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上没有规定侦查阶段的律师为辩护人，但其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在本质上都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其就应当是辩护人。

而当时直接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的部分立法工作人员指出:“虽然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和辩护律师都有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但本条规定的受委托的律师的作用和权利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辩护律师的作用和权利是不同的。”在上述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最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形成或默认了一个称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由此造成侦查阶段的律师诉讼地位不明，名不正、言不顺。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理论上的原因。

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上一说到刑事辩护的概念，就是指在刑事审判活动中针对指控的犯罪所进行的实体辩护。譬如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关于辩护权的概念就是:“辩护权，就是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针对指控、起诉进行辩解、辩驳，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的一项权利。”这就把刑事辩护从空间上限定在审判阶段，从内容上限定在针对起诉罪名的辩解、反驳、质疑、否定上。而侦查阶段距审判还有一段时间上的距离，不存在起诉的罪名及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实体上的辩护还无从展开。据此认为侦查阶段的律师，至少还不具备辩护的条件。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28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5条关于“辩护人责任”的界定都是这样把刑事辩护等同于实体辩护的。

二是现实上的原因。

前已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刑事侦查处于高度保密和封闭的状态，除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外，其他机关和人员是不可介入的。在1996年讨论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竟然有人提出律师有权介入刑事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在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看来是对刑事侦查极大的冲击，势必对侦查破案，打击犯罪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来自实务界的人不同意或公开反对律师介入到侦查程序中。但是，争论的最后，达成了一种妥协，一方面同意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另一方面强调其不是“辩护人”。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形成的。

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阶段律师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名分上，而且即使聘请律师还受到限制，其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该经侦查机关批准”。如果侦查机关以此为由不予批准，律师即不能介入其中。显然，这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权。

在历经16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再来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应当是两分法:一方面肯定这一规定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应当认为这一规定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律师的诉讼地位不简单地是一个称谓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讲究“名正言顺”文化传统的国家，它涉及到刑事辩护的实质定义及律师辩护的法律定位问题，因此，多年来，理论界、律师界一直呼吁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解决这一问题。

从刑事辩护现代法治涵义的角度看，刑事辩护的内容包括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两个方面。只要认可这一点，那么，侦查阶段被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就应当是“辩护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即使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的律师既可以从程序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从实体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前者如，当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或超期羁押的时候，律师有权向办案机关提出交涉，要求依法纠正，也可以受委托代理犯罪嫌疑人对刑讯逼供提出控告。后者如，当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时间，不可能到过案发现场，律师就有权向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指出有关事实和证据，要求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多数人对于侦查程序中的律师也应当是“辩护人”的观点已经接受，需要做的是从法律上对此加以确立。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虽然在律师辩护问题上对以往的规定作出了很大的修改，但在这个问题上，囿于它的法律性质没有直接明确地进行修改，只是含蓄地留下了伏笔。该法第33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在这里没有把律师区分为侦查阶段的“律师”和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的“辩护人”或“辩护律师”，而是统称为“受委托的律师”，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这实际上是期待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最终明确侦查阶段的律师也是“辩护人”。

这一问题终于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得以解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实现这一权利，该条还要求“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从而使侦查阶段的律师回归“辩护人”的诉讼地位。不仅如此，第36条还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可以看出，其中既有程序辩护的内容，也有实体辩护的精神。这就为侦查阶段的律师名正言顺地履行辩护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原标题：名正言顺：侦查阶段律师回归辩护人诉讼地位

来源：法律教育网

牛律师刑事辩护团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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