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已经发现基因和大脑构成和暴力犯罪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有人主张在给罪犯量刑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已经有罪犯因为拥有“战士基因”而避免了死刑。基因和大脑构成和犯罪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关系？一位专门研究精神变态者大脑的神经学家在扫描自己的大脑后大吃一惊。

无意中得知祖先中有杀人犯

詹姆斯·法隆一直对罪犯大脑感兴趣。过去近20年，这位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一直在研究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他的专长之一就是发现杀手大脑与普通人大脑的不同。4年前，法隆得到惊人发现。这要从一次家庭烧烤会上法隆和88岁母亲珍妮的一次对话说起。珍妮·法隆回忆说，“我对他说，‘吉姆（法隆的昵称），你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你父亲的亲戚们？’我记得其中好像有几个疯子。”

法隆着手开始调查。“结果找到了一家子非常暴力的人”，他的一位曾外祖父托马斯·科内尔1667年因为杀害自己的母亲被绞死。科内尔一家还出了好几个杀人犯，其中包括丽兹·博登。1882年，她被控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法隆被自己的祖先们吓了一跳，开始调查他自己的亲人中是否有人具备“杀手的大脑”。

发现自己也有犯罪基因

法隆说，他的妻子、母亲、兄弟姐妹、孩子的PET脑扫描图像都是正常的。“然后我看了看我自己的PET图像，结果发现了让我难以启齿的东西。”他自己的眶皮质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活动。而且，除了他自己之外，他家族中的其他人都有低暴力版本的MAO-A基因。“你看到了吗？我100%符合罪犯类型，”他停顿片刻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天生是个杀手。”法隆并不认为某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基因。它们只是让人具有某种倾向。然而，“当我把两项研究结果放在一起，坦白说，还是有些让人苦恼。”

童年被虐待易精神变态

法隆的妻子黛安对这个结果并不太在意，她说，“毕竟我12岁就认识他。”黛安也许并不需要担心。科学家说，仅仅是大脑模式和基因构成并不会导致精神变态，还需要第三种元素：童年被虐待。

“幸运的是，他小时候没有被虐待，”黛安说。詹姆斯·法隆说，他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有爱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但这一次家庭研究改变了他对先天和后天的看法。他一度认为，基因和脑决定了我们的一切。但现在他认为，也许他的童年对他的人生起到了决定因素。法隆认为那些精神变态者也值得同情，3种不幸的元素碰到一起，造就了他们的不幸命运。

案例一

大脑“情感回路”失效无法阻止犯罪

布莱恩全名布莱恩·杜根。他因为强奸和谋杀，被判无期徒刑。去年7月，杜根承认1983年强奸并杀害了10岁的女孩吉奈恩·尼卡里克。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要对他处以死刑。辩护律师雇用世界研究精神变态者的权威、新墨西哥大学教授基尔对杜根进行心理评估。

在一份访谈录像中，杜根讲述了他本来只打算抢劫尼卡里克的家。结果发现了屋里的小女孩。“她走到门边……”杜根用平静没有感情的声音说，“我好像突然失控了。”杜根很聪明，IQ超过140，但他承认他一直是个情感麻木的人。他告诉基尔，在监狱中度过的1/4个世纪里，他似乎产生了一点懊悔感。“我也有同情心，但好像被阻挡了，”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基尔说，他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为了获得假释，所有精神变态者都宣称，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但当你再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觉得很糟糕？’杜根会盯着你回答，‘你什么意思？’他们根本无法描述悔恨的真正感受。”

基尔说，杜根等人情感麻木的原因在于他们大脑的物理构成与常人不同。基尔说，多数精神变态者的判断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关键的区别在于：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反应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看到一张违背道德的图片时，边缘系统（大脑半球内侧面皮层与脑干连接部和胼胝周结构，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各皮层下结构）突然亮起来。这个区域被基尔称为“情感回路”，还包括眼睛上面的眶皮质和大脑内部的扁桃核。但杜根之类的精神变态者看到违背道德的图像时，他们的情感回路不会发生相同反应。

基尔说，“情感回路”可能是阻止某人犯罪的刹车。但是在杜根这样的精神变态者身上，刹车失效了。从某方面说，精神变态者有点像智商低的人，无法对他们的行为完全负责。

案例二

高危险基因造成暴力倾向

当警察抵达布拉德利·沃德洛普的活动房屋时，他们发现一片狼藉，墙壁、地板、卡车外部，就连案发前沃德洛普正在阅读的《圣经》上都溅了血。助理检察官德鲁·罗宾逊说，2006年10月16日，沃德洛普正等待他关系疏远的妻子彭妮带着他们的4个孩子来过周末。之前他一直在喝酒。当他的妻子说要和她的朋友莱斯利·布拉德肖一同离开时，三人打了起来。沃德洛普朝布拉德肖开了8枪，用一个尖锐物体敲开了她的脑袋。他又拿起一把大砍刀，追赶妻子彭妮，切断了她的手指，往她身上砍了很多刀。

检察官控告沃德洛普对布拉德肖犯有谋杀罪，可判死刑，另外对其妻子犯有一级谋杀未遂罪。在他们看来，沃德洛普的行为是故意的，有预谋的。沃德洛普本人在去年的审判中说，在杀人的那个晚上，他突然就“失控了”。

辩方律师怀利·理查德森找到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法医、精神病学家威廉·伯内特，要他对沃德洛普进行一次心理评估。伯内特说，他们发现沃德洛普携带有高危险版本的MAO-A基因。伯内特解释说，“他的基因构成，再加上他童年被虐待的经历，综合造成了他的暴力倾向。”

关注

眶皮质和“战士基因”

采访中，法隆在笔记本电脑中调出一张大脑图片。“这是不正常的人的大脑，”他指着正位于眼睛后面的部位说，“看看——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块叫眶皮质，法隆和其他神经学家认为，这个区域负责伦理行为、道德决定和冲动控制。法隆说：“这个区域不活跃的人，要么无拘无束，要么是精神变态者。”

他说，眶皮质有约束大脑另一区域扁桃核的作用，扁桃核负责攻击性和食欲。但在某些人的大脑中，眶皮质无法正常工作，也许因为受过伤，也许天生如此。“剩下的是什么？什么将占据主导？”法隆自问自答说，“愤怒、暴力、食欲、性欲。”

法隆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些人的大脑使人具有暴力和精神变态倾向，而且这种特点可以遗传。一种叫做MAO-A的基因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这种基因又叫“战士基因”，因为它的作用是调节脑中的5-羟色胺。5-羟色胺影响人的情绪，很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你拥有某种版本的战士基因，那么你的大脑无法对5-羟色胺的镇定效果做出反应。

争议

大脑和基因能否作为量刑标准？

法律区别对待低智商者，不能对他们实施死刑。新墨西哥大学教授基尔说，“如果我告诉你，精神变态者的情商只相当于5岁小孩？是否因此可以认为，在量刑时也该对他们区别对待呢？”

这正是案例一中杜根的律师去年11月所做的抗辩。律师史蒂文·格林伯格说，杜根并不是疯子，他能判断对错，但却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应该因为某人天生的缺陷而处死某人，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格林伯格说。

这一辩护让威德纳大学法学院的法医心理学家史蒂文·埃里克森感到难以接受。他指出，醉酒者的大脑也是不正常的。那么醉酒者杀人是否也可以获得减刑呢？“还有患抑郁症的人？他们的大脑也是不正常的。他们是否也该享受优待？”他说，“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法律对大脑正常与否不感兴趣。法律只在乎，人在实施犯罪时是否能够判断对错。”

审判时，控方心理学专家，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乔纳森·布罗迪说，即便杜根的大脑是不正常的，大脑并不主宰行为。“根据脑扫描图像显示，还有很多人有精神变态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社会行为，没有强奸杀人。”

陪审团在10小时的讨论过程中要求再次阅读关于神经学的全部证词。最终，他们宣判了杜根的死刑。杜根已经提起上诉。

与此同时，基尔认为，杜根的案子标志了一场法庭革命：“神经学和神经影像学将改变我们对刑罚的看法，改变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

科学家和法律专家认为，随着神经学证据进入法庭，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案子。检察官辛西娅·罗克洛伊·施梅尔担心这类辩护将成为未来趋势。“辩护律师们不择手段，任何能够帮助他们的顾客减刑的方式都会尝试。”

原标题：暴力犯罪与基因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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