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人身危险性因素是前科制度立法设置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正如福柯所说：对于重复犯罪，人们的目标不是法律规定的某种行为的责任者，而是犯罪者主体，是显示其怙恶不悛本性的某种意向，渐渐地，不是罪行，而是犯罪倾向成为刑法干预的对象。那么，何谓所谓人身危险性呢？较为通行的理论认为，人身危险性又被称为“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或者“社会危险性”，指“刑罚法规中规定某行为为应罚行为，即或是无责任能力者阻却刑罚，但对此法有规定刑罚的行为有将反复实施的盖然性，亦构成社会危险性。”它所表明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

笔者认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特征是客观存在的，它在多次犯罪之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前科制度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正如有的学者所称，具有前科而再次实施犯罪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对“依前犯之裁判科刑，而不知刑法峻严，罪恶可畏者也，此种犯人，多有惯行性，其维持生活，即以犯罪为资本，其被科刑罚，不过被视为营业之租税耳。不惟不感刑罚之威力，且对于国家刑罚权，表侮蔑之意，国家对此恶徒，若科以通常之刑，恐终无惩戒之效……。”换言之，作为前科的事实虽然并不影响行为的直接后果或者危险，但是，重复犯罪招致一种“危害”，即对法律的藐视。换言之，再犯以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方式藐视法律，而这样的藐视本身就是一种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