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头上有青天，律师手里有柄正义剑，关键时刻要敢干、会干、快干，挥剑斩天下荆棘，仗义为百姓执言！刘凡律师、程先华律师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凶险挫折于不顾，一心只想做为张老板洗清不白之冤的剑客！

   考验：律师敢否“冒天天下之大不韪”？！

   众人皆知中国社会向来是官大于民，敢质疑公权力的权威？在平头百姓那里自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是，作为律师，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者，当公权力侵犯了私权利的合法权益，是惧怕公权力的打压还是舍身护法？际唐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律师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坚信法律至上和正义光辉。在法律面前站不住脚的，毫无疑问地要被历史所抛弃。

   高手过招之一:质疑：某州并无案件管辖权 ！

   湖北某州市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他们尖锐的指出，根据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100万元借款是确定管辖权的关键，无论是从犯意的产生地、犯罪行为的实施地，还是犯罪结果的发生地来看，案件均在广东省而不是湖北省，具体办案机关要么是广州市，要么是某市，不可能是某州市。也就是说，如果本案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依法首先应由广东省的公安机关管辖。

此外，因张某及其经营企业住所地均在广东省某市，根据法律“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之规定，本案由某市管辖更为适宜，更易于查清犯罪事实。

因此代理律师强烈呼吁，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发现公安机关违法办案，在审查起诉阶段应该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高手过招之二：抉择：律师敢否戳穿公权力的不端！

   面对公权力的僭越，律师是否具备大无畏的魄力，戳穿其弊端？刘平凡律师、程先华律师出具的律师意见书给予了掷地有声的回答：

   首先，高度怀疑曾某（B公司）、洪某某、张某红（D集团）三方共同设诈骗圈套陷害C电器厂和A公司。事实上，C电器厂与A公司均是受害者，而公安机关紧抓张某一人，此举有办人情案之嫌！依据如下：（1）在A公司尚不知晓C电器厂之前，就早已认识所谓融资的中介方亦是本案诈骗与否的关键人物曾某和洪某某；另一方面，仅仅是曾某介绍，A公司即相信了洪某某并邀其2人共同赴某州实地考察。试想：投资如此巨大的多晶硅项目，A公司未充分调查即相信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两位异地陌生人士，A公司之行为怎是坦率一词可以解释的！更何况：在双方赴广州签约时，为何近在咫尺，A公司却不去实地考察C电器厂呢？换句话说：A公司毛总和孔总如此信任这二人融资能力的依据在哪里？从时间发展顺序而言，显然曾某、洪某某早就相识，甚至于数年前可能就已联络好如何具体安插圈套“操作”陷害市场经济中的融资主体。审视A公司融资过程，不能否认该公司确实是受害者，但在未查清融资过程关键人物曾某和洪某某所谓何许高人的基础上，是不能仅仅截取本案另一受害者C电器厂及张某的所作所为片面认定其涉嫌诈骗罪的。（2）曾某、洪某某、张某红共同设圈套陷害A公司和C电器厂，张某为受害者之一。（3）据了解，在与A公司签约的2008年12月2日，C电器厂的资产总额远大于负债总额，完全有能力偿还A公司一百万借款。本案律师认为，仅仅因为决策不谨慎就以刑事案件恫吓张某，是法治的一大悲哀！更是“人情与关系”左右公权力的一大写照！

   其次，本案属正常经济纠纷，公安机关滥用职权插手干预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有以下事实为证：（1）C电器厂陷入严重经济困境时期，在面临D集团严重违约和工人工资及供应商货款拖欠未付的窘境下，仍然于2009年3月9日归还A公司15万元借款，展示了最大的诚意。（2）C电器厂财产被查封的困境时期，律师及时发《告知函》，请A公司及时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益，但所有债权人中唯有A公司未提起权益保障诉讼！如若张某企图诈骗，则在工厂已关闭的情况下，理应逃之夭夭才对，怎会发函自投罗网？（3）在等额支票作保的基础上，A公司实际出借100万元却要求C电器厂1月内还款110万元，C电器厂诈骗是假，A公司明目张胆违法放高利贷是真！

   再次，有关部门将经济纠纷视为刑事案件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不但十分浪费公权力资源，而且必将严重干预本地投资，影响社会发展大局。原因如下：（1）凡属债务合同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2）坚决杜绝强行抓捕收审经济纠纷当事人作人质，逼债索款，彻底纠正退款放人的非法做法；（3）必须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严格依法办事。

   【理论探讨】

   刑事律师刘平凡和程先华运用“辩诉交易”使张某巨额诈骗案检察院撤回起诉！
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的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200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检察院与法院配合搞了我国的第一次辩诉交易。这起首次辩诉交易案的被告人叫孟广虎，孟广虎与两个哥们将被害人王义新打成重伤，案发后其他人都逃跑了，只有孟广虎一个人归案。孟广虎承认打架，但绝不承认他把王义新打成重伤，这使得整个案件的处理陷入了僵局。由于另两个犯罪嫌疑人在逃，本案又无其他有力的证据，当时法院就与检察院协商，要么检察院撤诉，要么法院就作无罪判决。这时候他们法院的院长恰好去了美国，看到了美国的辩诉交易，于是就与检察长商量，我们也搞一次辩诉交易行不行，检察长说行啊，现在全国各地不是都在搞司法改革吗？我们也可以搞啊。找到律师，律师说他决定不了；找到孟广虎，孟广虎说只要是不判我刑，我就同意。最后孟广虎认罪，并赔偿被害人4万元的经济损失，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缓刑。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被害人王义新非常满意，本来他认为这个案件他不可能得到赔偿了，现在不但判了孟广虎有罪，还给了他4万元赔偿，后来被害人干脆提出来，你们不用审他了，把他释放得了；被告人孟广虎也满意，花了4万元钱，判了缓刑了；检察院本来认为这个案件可能要判无罪了，现在判决有罪，而且被告人也不上诉，所以检察院也非常高兴；法院就更满意，25分钟案件就审完了，也没有上诉、抗诉，控方、辩方、被害人都满意，社会效果良好。应当说，这样背离法律的改革，我们在批评它的同时，也必须对其积极的因素予以鼓励，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特别是2002年两高一部关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的司法解释的出台，暗含了我们将来可以规定这项制度，我们可以不直接叫辩诉交易，可以叫协商，这样也就避免了有人提出的正义无价何以交易的责问。

   刑事律师刘平凡和程先华在办理湖北某州张某巨额诈骗案过程中，某州某区检察院和法院的做法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检察院和法院处理孟广虎故意伤害案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但某州某区检察院和法院的做法不是“法院的院长看了美国的辩诉交易，于是就与检察长商量搞一次辩诉交易”，而是刑事律师刘平凡和刑事律师程先华凭借律师的专业水平和个人人格魅力，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权势，巧用媒体和微博的力量换来的！“拼命三郎”和“律界才女”传奇的组合，在新刑诉法修改生效前再创中国第二次辩诉交易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