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之一：徐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主观上并非明知，其运输行为不能认定为走私！
     辩护律师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徐某与他人有主观上的共同走私故意及通谋。我国《刑法》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关于帮助型共犯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构成本罪的帮助型共犯，既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为本罪的罪犯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行为，也要求行为人与罪犯有通谋，只有上述帮助行为而没有与罪犯通谋的，不能构成本罪的帮助型共犯。通谋是指犯罪行为人之间事先或者事中形成的共同的走私故意，是指相互沟通、谋划，是一种积极的行为。
     从本案各犯罪嫌疑人的供认或供述及其他相关证据来看，徐某并未与他人事前达成走私的共识，事中也未形成走私的共同故意。多方分析案件证据可以看出，A公司与B厂的业务往来是由香港A公司的员工与B厂香港公司直接联系，给国内客户的发货也是由A公司直接给B厂的廖某发指令。根据廖某的供述，徐某提货的时候不需要带任何手续，徐某找到B厂时，货物均已包装好，他只要在提货单上签字即可，而具体发货地址、发货数量、承运人均是由“阿华”提前通知，运费也均是采用“货到付款”。也就是说A公司与B厂的合作，包括材料进口，货物生产，客户寻找，货物的价格，货物的包装，运输方式，承运人的选择，运费的收取等均是由A公司及B厂来决定。同时“阿华”在委托徐某运输时，并未告知是什么物品，更未告知是保税物品，这说明即使A公司存在走私行为，也是其一手策划，并未对徐某透露任何细节。徐某作为一名普通司机，只是接受“阿华”的委托，完成普通的运输任务。“阿华”或“A公司”并未让徐某承担联系人的角色，而是提前与B厂将一切布置好后，才让徐某去提货。“阿华”也不愿让徐某知道其行为的性质，刻意隐瞒、规避一些细节，更不用说与徐某商议、谋划走私行为。徐某在运输过程中也只是按“阿华”的指示将货物运到货运部，而并不是直接交给客户，也不帮其结算运费，不与收货人直接联系，对托运费用也从无指示。徐某所做的只是凭托运回执结算运费，这完全是正常、普通的货运行为。事实上，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徐某与“阿华”或A公司商议、策划共同走私，也未有任何分工合作的意思表示。徐某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动行为,而非积极的参与、谋划，因此没有也不可能与他人形成走私的共同故意。

     质疑之二：徐某并不知道其运输的货物是保税货物，也不知工厂性质为来料加工厂，更不知自己的运输行为是走私！
     辩护律师认为，徐某对B厂的性质及运出的物品是否为走私物品并不知情，因此不能认定他明知是走私物品而仍提供运输帮助。
     第一，起诉书认定“徐某明知B厂为来料加工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无证据支持。起诉书依据唯一证据廖某和刘某的证词，作出上述判断。但两人的证词均认为徐某“应该知道”B厂系来料加工厂，而无确切的证据来佐证徐某“确实知道”。显然“应该知道”并不是当事人亲眼所见或亲耳所听，而纯属个人臆测。而且，廖某的两次供述是前后矛盾的，第一次供述清楚表明她不清楚徐某是否知道她们厂的性质，而第二次的“知道”是基于厂房的车间，仓库是公开的，徐某看过的事实。刘某据以判断徐某知悉B厂性质的均是间接证据，其未亲口告知徐某该厂为“来料加工性质”，也未告知“货物”为“保税物品”，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徐某在拉货的同时查看了该厂的营业执照或相关证明资料，在徐某能接触的单据中也并没有任何显示B厂性质的内容。
     第二，徐某并不清楚从B厂所运货物为“保税物品”。据徐某的供认，他始终不知道何为加工贸易，B厂是什么性质的工厂。也不知道A公司通过B厂进口的水貂皮是保税货物。徐某只是知道B厂为“裘皮有限公司”，这点凭肉眼就可以观察到。而对于是否是“来料加工”以及进一步得出货物为“保税物品”，则超出了徐某的知识水平和认知程度。“加工贸易”或“来料加工”是个非常专业的术语，普通人很难了解其含义，更不知道来料加工的货物必须是复出口，且来料是保税的。即使是该厂的普通职工，如果不是负责材料进口，报关、财务等业务的，也不一定能明白“来料加工”的含义及其具体规定。
如上述，廖某及刘某的供述，皆以徐某在中港车上直接装过货为理由来推定其知晓B厂为“来料加工”厂，这显然高估了徐某的能力。从香港或境外来的货，有进口原料，零部件，成品等区别，也有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进口原料或成品等区别，具体哪些要交税，哪些不交税，哪些是先保税后核销，或先交后退的，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区分。具体到本案，徐某并不知道通过中港车运来的是货物是原料还是成品，或是退货？因为通过中港车拉的货都是包装好的，徐某从未开箱验过货，因此仅凭肉眼是很难判定是成品或是原料，是进口的成品还是被退回的货，更不说是“保税”货物了。而且，B厂两位员工的证词，无任何其他证据相佐证，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实属孤证。货物运输委托人“阿华”并未归案，没有阿华的供述指认，根本无法确认其与徐某之间是否有事前商议，或者其已明确告知徐某运输货物为保税货物，从而认定为通谋。
     第三，到来料加工厂运输货物并不等于走私。来料加工，存在复出口情形，也存在转内销的情况。具体到本案，即使徐某知道是来料加工厂（只是假设），他也无法查明货物的内销是否经过了批准或者已经缴纳过税费，要徐某来区分这些货是正常的内销还是走私显然超出了一个司机的职责范围，对其是不公平的。因此，并不是说到来料加工厂运输货物就一定是走私物品，这是不符合事实与逻辑的。徐某到B厂运输货物，并没有人告知其货物的性质，并不能因为B厂是来料加工厂就武断的认定徐某知道该物品是走私物品。

     质疑之三：辩护律师认为，徐某合法运营，合理收费，并未利用走私为自己谋其巨额暴利，也未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首先，徐某到B厂运输货物是正常的运输行为，收取的是合理合法的费用。徐某具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其从事的是经过行政机关审批的正规、合法的运输业务。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赚取的运费均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徐某的供认:“我的车平时停在我住的地方，到惠州B厂再到沙井，大约有300公里，一次油费约260元左右，过路费约100多，我一次也就赚200多。”“阿华没有对我说什么货，只是说好每次600元，只按次数，不按件数。”从中不难看出，徐接受阿华的委托，从事的只是正常的运输活动，收取的费用也是非常合理的，并非换取“非法”或“不合理”的报酬。运费是按次结算，而不是按量计算或按比例提成，这说明，徐某并没有参与“利润”的分配。假如徐某知悉自己的运输行为是帮助走私物品，其必然会索取较高的回报，否则风险与收益的比例将完全不成比例。这也从反面说明徐某对“阿华”是否为“走私”是不知情的。

          徐某走私普通货物罪名获刑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