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叶某、夏某、张某等人在某年5月份左右先后在宝安区某花园杂物房内盗窃废铜，先后共盗得废铜共2280公斤，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25400元。公诉机关认为叶某等人伙同他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已构成盗窃罪。在本案中叶某系累犯因予以严惩。在本案中夏某构成自首，依法可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针对被盗财物的数额，辩护人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证实。因为在盗窃数额上，较大、巨大这两档不同的情节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刑期。从减刑上辩护，针对数额律师提出了质疑。其次从夏某具有的法定情节来说，自首成立，且在归案之后为减轻被害人损失，退赃退赔，使得被害人的损失降至最低。
辩护词简要
两位律师在案子移交检察院之后立即向检察院提交了律师意见书，与检察院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法院出具的辩护词如下：
一、夏某在本案中所涉及的盗窃金额没有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被害人罗某称：“原本有8980公斤的废铜在杂物房内，现在只有6700公斤在里面了。也就是说我实际被盗的废铜有2280公斤左右，价值128592元。”这说明其是通过简单的相减而得出来的数额。
此类言辞证据——被害人陈述系基于深受被告人侵害之苦而作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害人罗某因深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心理上对夏某等被告人非常痛恨，希望司法机关对该人等予以严惩。同时鉴于本案现无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被盗废铜的数量，因此辩护人认为，这一言词证据所称的数量和金额的真实性尚存在疑义。
1、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提供的所谓“单据”，只是其个人手写的记录其购买数量和金额的纸张，从形式上来讲，这并不符合正规单据的合法形式要件。另外，这样的人手书写的纸张，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出具。因此，这并不能证明被害人被盗的废铜就是2280公斤，价值128592元人民币。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十一）残次品，按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废品按物资回收利用部门收购价格计算；”在叶某的询问笔录中供述可知，其所盗得废铜最终变卖数额远远没有达到“数额特别巨大”10万元的标准。
二、从法定条件来看，夏某具有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从酌定情节来看，夏某主观恶性不深，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1、 夏某在作案之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犯罪的事实。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 夏某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有效地减轻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主动投案、全部退赃的，可以不作犯罪处理”。因此，夏某具备了可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条件。
3、 夏某在两次盗窃行为中都是扮演的较为被动的角色，均是因被别人教唆之后才予以实施的犯罪行为。另，夏某在家长劝告下投案的，说明其家庭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及良好的道德，有利于改过自新。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夏某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且具有法定的和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应给予夏某减轻或从轻的处罚。
辩护人：刘平凡律师
依据刑法规定，数额巨大及数额特别巨大，这两档不同数额规定意味着两档不同的刑期。因此，从数额上辩护，以减少最终认定的被盗财物数额对夏某的从轻处罚具有重大的作用。其次，在共同犯罪中，怎样使夏某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需要从共犯人地位方面考量，鉴于夏某因系被动参与犯罪，且在犯罪之后主动归案，从其情节上具有了法定及酌定的情节。两位律师抓住最基本的两点予以论述。最终，法院认定夏某系从犯，且从案发及归案后的情节来看，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夏某获得轻判。
依据刑法规定，数额巨大及数额特别巨大，这两档不同数额规定意味着两档不同的刑期。因此，从数额上辩护，以减少最终认定的被盗财物数额对夏某的从轻处罚具有重大的作用。其次，在共同犯罪中，怎样使夏某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需要从共犯人地位方面考量，鉴于夏某因系被动参与犯罪，且在犯罪之后主动归案，从其情节上具有了法定及酌定的情节。两位律师抓住最基本的两点予以论述。最终，法院认定夏某系从犯，且从案发及归案后的情节来看，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夏某获得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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