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放了《十八年后的无罪判决》，对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再审无罪案进行反思。人民法院报现特予转载，文字有删节。
【第一段落】
解说词：2014年12月15日上午8点30分，一份再审判决书，送到了呼格吉勒图父母的手中，宣告他们的儿子无罪。为了等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18年。
一切要从1996年的4月9日说起。那一天，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杀害。当时，18岁的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和工友闫峰到治安岗亭报了案。而公安机关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报案的呼格吉勒图就是“4·09”案件的凶手。经法院审理，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并执行了死刑。随后9年里，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一直在“杀人犯家属”的阴影下生活。直到2005年，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那一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他向警方供述，从1996年到2005年，自己先后作下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就包括1996年4月9日晚上，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的公厕女尸案。
赵志红的出现，让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坚信儿子是被冤枉的，并开始了长达9年的申诉、上访之路，要求重审“4·09”案件。这期间媒体也逐渐开始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种种细节，开始被公众瞩目。到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对呼格吉勒图案启动再审程序。经过20多天的审理，12月15日，法院公布再审结果，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现场纪实】
赵建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对于呼格吉勒图的错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从今以后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决不能让呼格吉勒图这种悲剧再重演。
解说词：在再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1996年的原审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们采访了再审合议庭审判长孙炜，他向我们一一列举了他认为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
孙炜（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证据工作没有尽到职责。列举的证据有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物证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查只描述了一个作案地点的情况，厕所的方位是怎么样的，里面的建筑结构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与呼格吉勒图有关联的内容。尸检鉴定也就是被害人被害的情况，身体损伤的情况，死亡原因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不了与呼格吉勒图有什么关联。这些证据里具有指向作用的，只有被告人口供和血型鉴定。
解说词：孙炜说，虽然当年的案卷里列举了不少证据，但真正有一定实际意义的证据，就是物证鉴定。当时，公安在呼格吉勒图左手拇指指甲附着物中检出Ｏ型人血，这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而呼格吉勒图本人血型是Ａ型，这被当做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O型血的人很多，显然不能据此就认定，呼格吉勒图指甲附着物一定就是被害人的。
孙炜：O型血是最广泛的一个血型。这个鉴定是太宽泛了，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不能得出唯一结论，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解说词：除了这唯一的物证，当年原审主要的定罪依据，还有呼格吉勒图的有罪供述，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口供。
孙炜：口供虽然也作为证据形式之一，但它是最不稳定的证据。早在1979年刑诉法里就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任何案件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不能做出定案结论。1997年刑诉法到2013年刑诉法都沿用了这样一条规定。
解说词：孙炜告诉我们，即使是口供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1996年的原审判决书中说，呼格吉勒图对罪行“供认不讳”。但再审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4月9日事发当晚报案时，呼格吉勒图没有说自己作案，他说自己是上厕所时听到有人喊叫，于是进女厕所看了一下，看见一个人躺在便池的水泥台上，随后跑回车间拉上闫峰去治安岗亭报案。然而仅仅时隔一天，在4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他却变成了有罪供述，称自己进入女厕所，将被害人拖到矮墙处进行了猥亵。此后，他有不止一次翻供。孙炜认为，口供状况如此反复不定，根本无法作为定罪依据。
孙炜：口供是不稳定的，时供时翻的，它并不是像一审判决书那样说的，被告人供认不讳，他的口供还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是有罪供述，他也有各种不断变化的过程，比如说他自己手的动作是怎么样的，腿的动作是怎么样的，怎么对被害人实行暴力这个行为过程，都是不断变化的、前后不一致的、前后矛盾的。此外他的口供还有与其他证据不相互印证的部分。
解说词：孙炜进一步指出，即便单看有罪供述的口供，不仅前后有不一致之处，呼格吉勒图供述的作案手段和尸体检验报告也不相符。
孙炜：被害人的身高他说是1.60米和1.65米两种，这与被害人的尸检鉴定证实的被害人身高不一致。他还说被害人是长发、直发，这与尸检鉴定证实的被害人是短发卷发不一致。他还说被害人说普通话，但是通过被害人周边的证人证言了解到，被害人从不说普通话，讲的是方言。被害人穿的是外套，他说被害人只穿毛衣，没穿外套。
解说词：这种种矛盾和问题，都是在当年的卷宗里发现的。由于案件年代久远，当事人也已经死亡，因此这次再审并没有什么新的事实和证据。
孙炜：只要认真审查的话，不应该这样。证据就不是一个很扎实的东西，口供又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东西，两个不确定的因素放在一起却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这是不严谨的。
【第二段落】
【现场纪实】
尚爱云（呼格吉勒图母亲）：我的要求就是公检法在办案细节要认认真真地去对待每一个案子，从我儿子这个案子截止，再不要有这样的悲剧。
记者：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觉得当年这样的一个错案，为什么会形成的？
赵建平：整个案件的办理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从侦查、从批捕、从起诉、从审判到执行。如果说当时几个环节，有一个环节把这个关口把好了，这样的错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解说词：呼格吉勒图案发生在1996年，当时我国适用的是1979年刑诉法，其中规定，刑事案件在公检法的完整办案流程是：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检察院需要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审查符合条件，才能够提起公诉；最后由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呼格吉勒图案中，为什么公检法三方都没能在自己的环节上把好关呢？我们分别采访了三个部门。
杨小平（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巡视员）：错案始于侦查，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案件的初始。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依法进行侦查、调查和取证，那么就应该有很多的痕迹、物证可以发现、可以提取、可以鉴定，但是这些都没有做到位。我个人认为，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所致。
记者：主观的因素指的是什么？
杨小平：一开始他就犯了这个先入为主的错误了，就是片面地、简单地认为，作为报案人呼格吉勒图，深更半夜在第一时间他怎么能知道女厕所里边有女尸呢？所以就产生了高度的怀疑，进而从怀疑入手，去收集他的有罪证据。
解说词：当年，呼和浩特晚报曾经刊登过一篇《“四九”女尸案侦破记》，里面写道，“冯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杨小平：从他的整个侦查思路里边来看，他认为报案人就是高度可疑，所以他就从他这个调查取证的角度来讲，就顺着这样一个思路往前走。因此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在我们侦查环节上就打上了错的烙印。
解说词：当年刊登在报纸上的表扬稿，如今看来恰恰说明了办案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其中提到的“熬了48小时”，就让公众产生质疑：当年对呼格吉勒图的审讯，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变相的逼供？
解说词：对于当年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表示，目前已经对此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会尽快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杨小平：我们正在组织错案责任追究的调查，对整个的这个过程进行认真的复核和取证。就是有变相的刑讯逼供或者是逼供、诱供，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一旦查明了我们的原办案人员有过这种违法违纪的行为，绝不会姑息迁就，会依据有关的法规和纪律进行处理的。
解说词：公安机关的侦查是第一步，下一步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把关。按照当时实行的1979年刑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责是：讯问被告人；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同时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如果发现问题，应当不予逮捕、起诉，交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但当时，呼格吉勒图案也顺利通过了检察机关这一环节。在再审前的复查中，发现了一份检察机关当年的讯问笔录，1996年的5月7日，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程序，在批捕前对呼格吉勒图进行了讯问。从这份笔录看，面对检察机关人员，呼格吉勒图明确地说：“我今天说的是真的，以前讲的是假的，当时公安局他们讲我交代了就让我回家，而且当时我尿紧了，想讲完就可以尿去了，以前讲的不是真的。”而对于他的翻供，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不仅没有重视，笔录里还能看到，讯问的工作人员斥责呼格吉勒图“你胡说”，随后也没有把这份材料移交给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表示，目前追责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年确实存在审查把关不严和诉讼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马迎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我们检察机关存在审查不严不细这样的问题。对证据中存在这样的疑点和矛盾没有认真地去核实、把关。也存在重视供述、忽视辩解这样的倾向，导致这么一起本来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通过了我们检察机关的批捕关和起诉关，进入到了审判程序。我们检察机关是有过错的，有责任的。
解说词：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案件最终由人民法院负责审判。法院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然而，在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称，被告人呼格吉勒图供认不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呼格吉勒图随即提起上诉，他在上诉状中写道：“我不想死，但也不怕死，但总是要死得明白。因此请你们对此案给予认真查证。”但是，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6月5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赵建平：在公安、检察、法院这三个阶段，其实呼格吉勒图这个辩解是存在的，只是对他的无罪辩解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办案人员还认为他是在狡辩，对他为什么翻供，这个理由和原因都没有去做进一步的复查。
解说词：当年呼格吉勒图案从4月9日案发到6月10日执行死刑，仅仅62天。当时正值严打期间，公检法办案要求要从重从快、快审快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公检法三家强调形成合力打击犯罪，更重配合而轻制约。
马迎春：严打对公检法的要求就是命案必破，从重从快地打击。在这样的态势和压力之下，有的案子的证据收集，就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确实充分的标准，那么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当年可能就不会做到真正的疑罪从无，可能就会疑罪从轻，甚至个别案子就会疑罪从有。这样的一种执法理念，就有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刑诉法规定公检法三个机关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配合是主要的，制约变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赵建平：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公检法不能只强调配合，不强调监督和制约。你说有罪，我也跟着你说有罪，公安说有罪，检察院说有罪，法院认为有罪就给判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各自必须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
解说词：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2005年起开始进行刑事错案的专门课题研究。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冤错案件，他认为这些案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必须引起警醒和反思。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比如说2000年发现云南杜培武冤案，然后2005年湖北佘祥林的冤案，到2010年河南赵作海的冤案，2013年浙江的“二张”冤案、萧山5人案，以及最近被披露、纠正的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那么这些冤案发生之后，我们可能第一的直觉就是刑讯逼供。但是经过我们实证研究，其实刑讯逼供只是个表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冤错案件为什么能够一次一次地被复制。
记者：您觉得这些年发生的冤错案，其实都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何家弘：对。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我们制度上的问题。所以通过研究我总结了，在我们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可能导致冤错案件发生的十大误区。
解说词：何家弘认为，导致冤假错案的主要有十大刑事司法误区，例如违背规律的限期破案、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等等，就呼格吉勒图案来看，其中有两项问题尤其值得反思。
何家弘：第一就是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分工负责，既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约，但是特别是在强调打击犯罪要协调作战的时候，往往结果就是检法两家配合公安。这也就反映出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我们把它称为是一种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模式，法庭审判被虚化了，变成了走过场，所以司法的最后一道关口没有能够把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决定里面明确地提出来，我们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记者：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它的差距、核心是什么？
何家弘：就是究竟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以侦查为中心，那么自然后面的审判就是一个辅助。证人也不出庭，公诉人、检察官，摘要地宣读这个案件里边的一些讯问笔录，公安定了的，那你就跟着定，一些冤错案件，本来应该能够发现的，就无法被发现。所以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一定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这个人有没有罪，一定得法院依照法律程序作出判决。
记者：就是让庭审变得真实有意义？
何家弘：对。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使审判实质化，比如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证人要出庭，另外还有辩护方，无罪证据能够提出来，往往都要通过辩护律师。法庭审判应该是有一种透明、公正的这样一个过程，是让大家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讲正义要实现，而且正义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解说词：除了在制度上加以改进，何家弘还指出，要从根本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公检法各方在司法理念上必须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何家弘：这些冤错案件，我们这些年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个规律，就是它基本上都属于疑案。证据都是短缺的，事实就具有模糊性。你把他给放了，那有可能就是放纵罪犯了；但是如果你把他判了，那也可能是冤枉的。
记者：是否在法律标准的证据之下，如果说证据不足，就必然会陷入错放和错判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局面？
何家弘：这是两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错误，就是错放和错判，疑案的情况下没有绝对安全的道路。让它错在哪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选择。我们过去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自然觉得不能错放。但是现在，特别是这些年，通过这些冤错案件的发生，让我们看到错判的危害非常严重。
记者：您觉得错判比错放的危害更大吗？
何家弘：更大。错放，就是一个错误，本来有罪你给放出去了，而错判往往是两个错误，就是你把一个无辜者错判有罪的时候，还把那个真正的罪犯放纵在社会上逍遥法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恶劣后果，那就是这些冤错案件的发生，会让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任。所以面对疑案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宁可错放，不要错判。证据不足，没有达到法定标准的，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就应该疑罪从无。
解说词：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浙江叔侄案到呼格吉勒图案，近年来一系列冤错案件的纠错，除了提醒着人们必须深入审视冤错案件产生背后的原因，也提醒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发生错误，能否有畅通的渠道去纠错呢？在呼格吉勒图案中，从他的父母提出申诉到再审，为什么等待了漫长的9年时间呢？
【第三段落】
解说词：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程序，有四种途径可以对已经判决的案件引起再审:第一是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第二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判决确有错误；第三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指令再审；第四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本案提起再审属于第四种情况。
解说词：苗立是呼格吉勒图父母聘请的律师。赵志红出现之后，2006年，她帮助老两口向内蒙古高院和检察院正式提起了申诉。看到老两口每周都去各个部门信访窗口反映诉求，作为律师，她的感受很复杂。
苗立（呼格吉勒图父母聘请的律师）：我总是觉得法律问题就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如果一个法律的问题通过信访的途径来解决，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于国家的一个财力的支出，都是不可想象的。
解说词：除了信访，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也开始向一些媒体记者求助。呼格吉勒图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也引发了公众的猜测和质疑，当年的不少办案人员目前仍然在职，这是否会给案件的复查和再审带来阻力？对此我们采访的相关部门都予以否认。
杨小平：从2005年的10月，到2014年的11月，仅我们公安机关组织的这种复查工作不下6次，全部都是和当年侦办“4·09”案件无关的一些指挥人员和侦查人员，就是为了回避。
赵建平：从1996年到2006年底申诉的时候已经11年过去了，再提取一些新的证据非常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原来的证据进行逐个地审查，这个工作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知道的最少是3次，有3个复查组，组织对这个案子进行复查。
解说词：虽然各部门都表示不存在阻力，但公众难免会有疑问，复查工作再复杂，是否需要9年？在法学学者何家弘看来，要避免这种无限期的等待，有必要从制度上设立一个期限，而这也是目前法律制度上的一个空白。
何家弘：申诉之后，有关部门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做出一个答复，这个我们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实践中就更容易被人当做一个借口。就是尽量不去触碰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冤错案件的纠正过程往往阻力是无形的。但是我们可以完善我们的制度。就是用一种透明、公开的制度，来对这些可能的冤错案件、申诉案件进行复查，而且可以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限。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就是在这些错误发生之后，能够尽快地、有效地发现它、纠正它，弥补这样的错误。
解说词：依法办事，这四个字，简单又不简单。能否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
本新闻原标题为：新闻调查：十八年后的无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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