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还得从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二第一部分单选题第15题说起。该题是这样的：“下列哪种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A．甲到乙的餐馆吃饭，在食物中发现一只苍蝇，遂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为由进行威胁，索要精神损失费3000元。乙迫于无奈付给甲3000元；B．甲到乙的餐馆吃饭，偷偷在食物中投放一只事先准备好的苍蝇，然后以砸烂桌椅进行威胁，索要精神损失费3000元。乙迫于无奈付给甲3000元；C．甲捡到乙的手机及身份证等财物后，给乙打电话，索要3000元，并称若不付钱就不还手机及身份证等物。乙迫于无奈付给甲3000元现金赎回手机及身份证等财物；D．甲妻与乙通奸，甲获知后十分生气，将乙暴打一顿，乙主动写下一张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的欠条。事后，甲持乙的欠条向其索要2万元，并称若乙不从，就向法院起诉乙。”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布的参考答案是B。理由主要是：选项B中甲在食物中投放苍蝇制造事端，并以暴力相威胁，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选项A、C和D中甲的行为均是不当的处理纠纷方式，是一种敲竹杠的行为，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认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式，强索公私财物的行为。只要行为人告知的不利内容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即可，至于不利内容本身是否合法，则在非所问。选项A中甲的胁迫行为已经使被害人精神上产生恐惧，支付了远远大于其有权请求得到的损害赔偿，故就超出应得部分构成敲诈勒索罪。选项C中甲的行为亦是一种敲诈勒索行为，因为根据民法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遗失物的所有权仍归原物主，拾得者并不享有，因而甲是以遗失物为媒介变相要挟索财。选项D中甲是以乙与其妻不轨行为相要挟，并辅以轻微暴力手段，使乙违心地写下欠条，是典型的胁迫行为。欠条是支付财物的一种特殊方式，故亦属于敲诈勒索，只不过是尚未达到既遂而已。

　 异议者的主张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争辩，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案件的定性处理即以其为据。如案例1：2004年9月13日下午，李某购买了某食品，一生产的月饼20块。他在其中一块月饼馅中发现了月饼皮，因此怀疑是陈馅所致，于是想到了要向厂家索赔。他打电话给食品厂长要求5000元赔偿，否则就“通过媒体给你曝光，找人给来个连续报道……”。厂方认为月饼质量没有问题，李某是敲诈勒索，遂向警方报案。15日下午，李某如约来到某商业城与食品厂厂长见面，双方讨价还价后，李某拿到了自己期望的赔偿金4000元人民币。就在他刚把钱放入裤兜时，公安人员一涌而上，将其当场抓获。侦查完毕后，李某被移送起诉。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李某以所购买的月饼质量有问题，要向报社反映、曝光相要挟，使用他人的于机号码、银行卡账户敲诈食品厂人民币4000元，已经构成以敲诈勒索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遂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例2：2006年2月9日，龙某花2万多元购买了一台华硕V6800V型笔记本电脑，该电脑采用了频率为2．OGHz的英特尔CPU。但新电脑第一次运行便出现了蓝屏死机的问题，强行关机后再不能开机。该电脑被送到华硕公司检修，经两次维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龙某找到朋友周某帮忙维修电脑。周某认定华硕工程师为龙某电脑配备的是测试版CPU，共性能稳定性差，完全不能和正品CPU相提并论，按照英特尔公司的规定，测试版处理器不受英特尔担保，也不得销售。针对电脑被换了测试版CPU的问题，龙某和周某跟华硕展开了谈判。周某向华硕提出支付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并声称如果华硕拒绝这一条件，那么周、龙二人将向法院起诉并将此事通过媒体公之于众。对5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华硕表示不能接受。3月7日下午，龙、周二人再次到华硕北京公司交涉时，华硕报警。随后，周某、龙某二人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我国刑法第274条对敲诈勒索罪是采用简单罪状的立法方式，但从上面的分歧可以看小，敲诈勒索的认定，绝不“简单”。关于何谓敲诈勒索，事实上现行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明晰确切的答案。特别足，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权益纠纷的情况下，行为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要挟”他人，即通常所说的“维权过火”，其是否属于敲诈勒索，则更足见仁见智，分歧很大，有必要予以专门探讨。

　 二、敲诈勒索的基本涵义

　 对法律用语的涵义的阐释，首先应当考虑社会生活的通常意思，因为法律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与生活水乳相融。根据《汉语大词典普及本》的解释：“敲诈”，是指“依杖势力或用威胁、欺骗手段索取财物。”“勒索”，是指“以威胁强迫手段索取财物。”“敲诈勒索”，是指“利用职权或抓住别人的把柄用威胁手段逼取财物。”[1]从语法结构分析，“敲诈勒索”是一个并列词组，“敲诈”与“勒索”相列，二者词义虽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因此，对“敲诈勒索”涵义的理解也可以参照“敲诈”和“勒索”的涵义。

　 根据上述解释，可以肯定的是，敲诈勒索的对象是财物。所谓财物，是指金钱和物品。另外，设定债权和免除债务，虽然收受人没有当场拿到现金，但也是获取了财物，只是对方支付财物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故亦应纳入敲诈勒索的对象范围。如债务人以揭发债权人的隐私相要挟，要求对方撕毀借条，即是，还有，能否将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呢？对此，刑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财产性利益本身是由财产所有权关系派生出来的，具有财产价值和经济价值，故也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敲诈勒索罪的侵犯对象。[2]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财产性利益”，而且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易确定，不宜作为敲诈勒索罪的侵犯对象。[3]笔者认为，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应当严格限制财物的范围，不宜将其他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纳入敲诈勒索罪的对象范围。因此，如果行为人勒索的对象不是财物，而是财产性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如要挟他人无偿提供劳务、无偿提供运输工具，或者中止控告、给予提拔等，均不能以敲诈勒索论。但是，从立法科学化的角度出发，应将财产性利益纳入敲诈勒索罪的对象范围，同时将敲诈勒索其他利益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4]

　 敲诈勒索在客观上表现为恐吓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行为，即恐吓行为→对方畏惧→交付财物→转移财物。根据《汉语大词典普及本》的解释：“恐吓”，是指“以威胁的话或手段威胁人。”[5]用法言法语来说，恐吓，是指为了使他人交付财物而作为手段实施，且尚未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胁迫行为。胁迫是指以恶害相通告，即告诉被害人如果不按其要求交付财物，就会遭受某种不利后果。恶害的种类没有限制，包括将侵害被害人或其亲友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名誉和财产，以及揭发其隐私、犯罪行为、捣乱闹事、栽赃陷害等。行为人所告知的恶害，只要根据社会相当性足以使人产生畏惧即可，至于恶害是否会即刻来临、侵害的强度如何、行为人是否真的会付诸实现、被害人是否真的产生恐惧，则在所不问。恶害的告知方式，也没有限定，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私下，均无不可。对胁迫程度的把握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胁迫，只要足以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即可，而不能达到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否则就与抢劫罪的胁迫无异了；胁迫也不能过于轻微，单纯地使对方有压力或者为难，不是胁迫。

　 敲诈勒索是否包括暴力方式呢？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敲诈勒索仅限于威胁，不包括当场实施暴力，否则，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就模糊不清。[6]与此不同的是，日本刑法理论界通说和判例认为，恐吓除了胁迫之外，也包括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在以取得财物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场合，区分本罪与抢劫罪的关键是看暴力的程度。如果暴力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就构成本罪：否则，则构成抢劫罪。[7]在行为人使用暴力，被害人将来交付财物的场合，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这没有异议。但在行为人使用暴力，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的场合，是否一概认定为抢劫罪，则是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暴力的程度有轻重之分，有的达到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有的只是使对方产生恐惧而已，有的甚至可能对对方的精神不产生任何影响。鉴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因此将其犯罪手段的暴力限定在“足以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而将仅仅达到使对方恐惧而非抑制程度的暴力认定为敲诈勒索，是合适的。抢劫罪的暴力是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以夺取其财物，被害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敲诈勒索罪的暴力使对方产生畏惧的手段，以使其交付财物，被害人尚有选择的余地。换言之，如果暴力的背后隐含的是胁迫，而非抑制，如通过实施暴力向对方明示或暗示今后会继续反复实施，则应认定为敲诈勒索。如以张某为首的一群地痞到一家饭店收“保护费”，扬言“若不给保护费，便给你们好看”。店主不给，张某当场就扇其两记耳光，并命令手下砸桌子，摔餐具，赶走客人。店主无奈，只好当场交付3000元保护费，并答应以后每月定期上缴保护费。本案中张某等人的暴力手段并非是为了直接获取财物，而是作为胁迫店主“主动”交付财物的手段，故应认定为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在主观方面则表现为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应排除敲诈勒索的存在。因此，在盗窃罪的被害人事后从盗窃犯手中夺取所盗财物的场合，即使使用了胁迫的手段，也不成立敲诈勒索。

　 三、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敲诈勒索问题

　 上述阐释对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案件的认定，一般不存在适用上的困难。但对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权益纠纷的案件，即行为人有从他人处取得财物的权利，为实现这种权利而采用胁迫手段取得财物的案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对此，英国普通法曾长期实行不处罚的原则。在所有的案例中，敲诈勒索罪都受到非法获益目的或导致损失的意思要件的限制。在权利人行使权利取得财产的场合，权利人在得到他依法有权得到的财物时并没有获得利益，而义务人在支付其合法债务时也并未蒙受损失，因此，权利人并不具有非法获益或使他人受损的意图。这是一个原则。在Lawrence和Pomroy案中，两名被告人为求债务偿付而进行胁迫，曾被判定犯有敲诈勒索罪。但这一判决意见在Parkes案中引起强烈争议，在该案中法院判决裁定，债权人胁迫要求确实欠其金钱的债务人清偿债务，并不具有非法获益的目的。英国《1968年窃盗法》第21条规定：“（1）如果行为人具有使自己或者他人获益的目的或者使他人受损的意图，而采用威胁手段提出任何不正当的要求，则构成敲诈勒索罪；基于这一目的，这一因威胁而提出的要求是不正当的，除非行为人如此行为是因为相信——（a）他有提出这一要求的合理理由；并且（b）该威胁手段的使用是强化这一要求的合理方式。（2）所要求实施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性质无关紧要，并且无论威胁手段是否与行为人将要采取的行为有关，也无关紧要。（3）犯有敲诈勒索罪的行为人应按公诉程序治罪，可处以14年以下监禁。”但是，鉴于实践中不合理、不公平或不正当的索债行为㈠益增多，如有的债权人在债务入门口叫唤，要其还债，同时还带着两只硕大、凶猛的阿尔萨斯狼狗。为了抑制这种不适当的做法，英国《1970年司法行政法》第40条创设了非法骚扰债务人罪。根据该罪，如果一个人胁迫他人支付依合同所发生之金钱债务，即使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骚扰行为性质严重，则可能被按简易程序治罪，处以罚金。[8]

　 美国司法实践也贯行采用胁迫手段行使权利的行为不子处罚的原则。例如，商家在收取货款时，可以威胁顾客：如不立即清偿债务，则将诉之法院，尽管诉讼可能给顾客的声誉造成影响，但这并不构成敲诈。然而，敲诈行为与可容忍或可接受的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是一个难题，为此，《模范刑法典》确立了一条原则，即如果被告“真诚地”确信有权获取金钱作为损害的赔偿，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威胁控告、揭发、诉讼或者其他合法行为是获取金钱的必要措施”，则可以作为积极的辩护事由，不构成犯罪。因此，雇主威胁雇员，如不归还盗窃物，则要将其诉之警方，这并不构成敲诈，[9]但是，如果雇主索取的财物远远大于所窃之物的价值，则将构成敲诈。[10]

　 日本司法界对采用胁迫手段权利行使的行为是否予以处罚，也存在变迁。大审院最初以“权利的有无”作为处罚的根据，确立了四条处理原则：（1）有正当权利者在权利范围内，采用欺诈、胁迫手段取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不成立诈骗罪、恐吓罪：（2）超过权利范围取得财物时，如果财物在法律上可分的，只就其超过部分成立恐吓罪，如果财物在法律上是不可分的，要就全部财物成立恐吓罪；（3）不是以权利行使的意思，而仅仅是借口实行权利，不影响诈骗罪、恐吓罪的成立；（4）权利行使的手段超出了法律所认可的范围时，即使不成立恐吓罪，也成立胁迫罪。[11]二战以后，大审院的判例又有所变化，对采用超过法律认可的胁迫手段权利行使的案件，从不处罚转向处罚，从先前定胁迫罪转向定恐吓罪。大审院判例认为，即使小于权利行使的意思，“在其逾越了社会观念上一般认为被害人应予容忍的程度时，其行为就已经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性质，因此，没有理由应该阻却恐吓罪的成立。”[12]本最高裁判所也继承了这一意旨。在1955年的一个判例中，行为人仅有3万元债权，但采用胁迫手段取得了债务人6万元财物。最高裁判所认为行为人所采用的行为超出社会观念容忍的程度，构成恐吓罪，且是相对于6万元全额的恐吓罪，而非3万元的恐吓罪。

　 对以胁迫手段权利行使获取财物的行为，应否予以刑罚处罚，应当从二个方面考察：一是作为目的行为的取财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二是作为手段行为的胁迫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

　 敲诈勒索罪是一种财产犯罪，损害的是他人的财产利益。在行为人采用胁迫手段行使财产权时，由于相对方本来就有交付财物、履行债务的义务，因而，实质上并无财产上的损失。就行为人而言，其主观上也是为了获取自己有权获取的财物，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在行为人使用的胁迫手段获取相对方的财物，而实际获取财物的数额与其有权获取的数额相同或者基本相同时，其行为显然不具有非法占有这一主观要素，可以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但是，如果行为人故意超出自己的权利范围胁迫对方交付财物，则对超出其有权获取数额的部分，可以成立敲诈勒索罪。但问题是，行为人有权获取的财物的数额如何确定？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行为人有权获取的数额通常能够确定。但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侵权关系的情况下，确定行为人有权获取的精确数额则往往比较困难。对此数额的确定，是站在行为人的立场，以其主观确信有权获权的数额为准呢，还是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以法律规定有权获权的数额为准呢？笔者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确信的数额为准。但是，行为人的主观确信必须具有合理的理由，即与社会通念相符。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而故意漫天要价，则应认为具有一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如在饭店吃水饺时发现里面有一根头发而向店主索赔3000元，就不具有社会相当性，不能认为行为人是出于真诚的合理相信。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的，除了诉讼这一方式外，还包括和解、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在非诉讼方式中，纠纷双方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当一方当事人构成违约或侵权后，赔偿多少数额才算是正当的，法律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双倍”赔偿，但这并不意味着权益受侵害一方只能在“双倍”的范围内索赔。权益受侵害一方，可以向违约或侵权方提出一定数额的索赔要求，无论数额多少只要对方自愿接受，就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如果对方不接受，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不能说受害方提出了高额的索赔请求侵权方不承诺，受害方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这一观点认为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可以自由地就赔偿数额进行约定，与法律无涉，这并没有错，但这仅仅限于没有胁迫因素介入、单纯索赔的情况。如果介入胁迫因素，则性质截然不同。在将两个彼此独立、毫无关联的合法行为组合成一个新的行为之后，这一新行为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其组成行为的新质。对于这一新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就不能根据其组成行为来判断，而应根据该行为自身的性质来判断。因此，孤立地看，高额索赔并不违法，向媒体公布商品的缺陷也不违法，但如果将是否实施公布行为作为获取索赔的手段，将获取索赔作为不实施公布行为的条件，则这种行为就与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行为相符合。[13]

　 仅仅是提出高额索赔，充其量只是表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意图，而不能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要认定敲诈勒索罪，除了提出不当的高额索赔外，还必须要有胁迫行为。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行为人威胁如不满足赔偿要求，则将向消协投诉、向法院起诉或者向媒体公布，这是否属于胁迫呢？笔者认为，诉讼是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主要的方式，社会调解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将纠纷提之消协或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必要前提而已。在一个现代人看来，很难说这会对相对方带来什么精神强制。因此，威胁诉诸法院或消协等，只是受害方在和解中促使相对方满足自己要求的策略而已，没有侵害到相对方的任何权益，不构成敲诈勒索。但向媒体公布则略有不同。媒体由于传播信息的迅捷性、广泛性，一旦商家的商品缺陷或者服务劣质被公之于众，对其将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向媒体公布会对相对方产生一定程度的精神强制，是一种胁迫行为。

　 以胁迫手段迫使债务人支付其应当支付的财物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私力救济并不总是合法的，而仅仅存在于一定的合理空间，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正当性。私力救济的边界是：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公益。[14]在这一边界范围内，个人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不得干涉；超出这一范围的，个人应接受社会或法律的规制和惩罚。私力救济会否获罪，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目的是否合法，即高额索赔数额的提出是否出自维权者的“真诚确信”，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维权的手段是否合法，即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中至少有一个是非法的，才可能构成犯罪。[15]在行为人采用胁迫手段迫使债务人支付其应当支付的财物时，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非常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目的合法正当，债务人也没有财物减损的事实，因而应当否定非法占有这一主观要素的存在，不成立敲诈勒索罪。但是，胁迫手段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否则，胁迫行为本身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或者其他犯罪。社会相当性的判定标准，应是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索取债务时，通常会伴有一些威胁性的语言或者肢体冲突，如推搡、指戳、纠缠、扣押、拘禁、谩骂、拍桌、殴打等，只要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社会公众大多认为情有可原，因而持容忍态度。但是，如果采用的胁迫手段情节特别严重，超出了社会容忍度，则可能构成犯罪。如2001年4月，陈某租赁经营某度假村客房部并购买了84台某品牌空调。同年11月，陈某以空调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向空调公司投诉，并提出数百万的巨额索赔。空调公司认为质量没有问题，双方协调未果。同年12月28日和2002年1月14日，记者钱某在某报纸上刊登该品牌空调存在批量质量问题的文章，并收受陈某等人的人民币4000元。2002年3月至5月，陈某等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当众砸毀3台空调，“××空调存在质量问题”的消息在社会上不径而走，广为传播。空调公司就此向警方报案，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等四人的行为已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作出有罪判决，本案中，争议的空调经有关部门抽样检验，符合国家标准。而三次砸空调事件由媒体报道以后，使空调公司声誉受到损害，销售受到影响，因而陈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又如韩某在向张某催要债务无果的情况下，纠集好友把张某挟持至某酒店，并给张家打电话，声称如果再不还钱，就对张某不利。张某家属一时无法筹措资金还款，遂请求韩某先放人。韩某不肯，致使张某被禁长达5天之久。后因公安机关介入，才得以释放。本案中韩某的行为虽然具有目的合法性，但所采用的长时间拘禁的手段显然缺乏社会相当性，故构成非法拘禁罪。

　 四、结论

　 是否行使权利，如何行使权利，基本上属于私人自治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制约和限制。在一个法治社会，权利的行使不仅要具备目的正当性，而且还应具备手段合法性。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的索债或者索赔行为，亦应受此制约。具体而言，当纠纷一方当事人采用胁迫手段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支付财物时，如果所主张的财物的数额远远超出其有权获取的数额，则就超出的部分应能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果所主张的财物的数额与其有权获取的数额相同或者基本相同，则因欠缺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而不可能成立敲诈勒索罪。但是，如果所采用的胁迫手段本身性质严重，超出了社会相当性，则手段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毁坏商品声誉罪、非法拘禁罪或者其他犯罪。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责任编辑：杨存福）

【注释】

[1]汉语大词典普及本（K）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687，478．

[2]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442—443．

[3]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02．

[4]许多国家均有类似的立法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249条规定的恐吓罪，其犯罪对象就包括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第223条规定的强要罪，其犯罪对象为他人的行为。

[5]汉语大词典普及本（K）．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147．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27．

[7]大塚仁刑法解释大全（第10卷）（G）东京：青林书院，1989：245．

[8]SMFTH，HOGAN Criminal Law（M）．London：Butterworths，2002：627—629

[9]State v．Burns，161 Wash 362，297 P．212（1931）．

[10]People v．Fichtner，281 App Div．159．118 N．Y．s．2d 392（1952）．

[11]阿部纯二．刑法各论基本问题讨论（2）（M）东京：一粒社，1992：138—139．

[12]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0．

[13]这正如贪赃不枉法的情况。单独地看．行为人收受他人主动给予的财物并不违法，行为人实施职务上应当实施的行为，使送财者获利也不违法。但是，如果将收受财物作为实施职务行为的条件，以实施职务行为作为收受财物的手段，则收受财物和实施职务行为就组合成一个新的行为——收受财物＋实施职务行为，而这一新的行为显然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14]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47．

[15] 《苏格兰刑法典》（草案）对此有明确规定，法典第85条规定：“（1）如果行为人为了使自己或者第三方获益，采用威胁手段向某人提出某种要求。并且知道或者相信该威胁手段足以迫使对方同意，则该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2）基于本条目的——a）要求或者威胁二者当中至少有一个必须是非法的：（b）如果要求根据法律是有权获得的，则该要求是合法的：（c）如果是（i）威胁将犯罪行为告之官方机构，或者威胁诉之现有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救济；（jj）并且该犯罪行为、法律程序、法律救济与要求的事项相关，则该威胁是合法的。”该草案虽然尚未生效，但其间透露的与时俱进的立法气息，值得我们借鉴。

原标题：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的界限

作者：叶良芳

来源：《犯罪研究》2007年第2期

牛律师刑事辩护团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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