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邵春天，男，1959年7月21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制造毒品罪于2007年1月25日被逮捕。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邵春天犯制造毒品罪，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邵春天辩称：没有参与指控的前四起制造毒品行为；第五起即2006年这起事实，其是受他人雇用购买设备、化学配剂，指使黄清渠招集制毒人员的，后再未实施其他犯罪活动，请求从轻判处。其辩护人还提出：第五起制毒行为发生在菲律宾，该国刑法并无死刑规定；毒品已被缴获销毁，没有造成具体危害后果；毒品重量及性质均由菲律宾警方鉴定，其结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未经有资质的同际机构认证，应慎重采用并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邵春天与“阿览”（在逃）预谋在菲律宾合伙制造甲基苯丙胺，约定由邵春天负责制毒技术、采购制毒化学配剂及设备，“阿览”负责在非律宾租赁厂房及购买麻黄素。同年三四月间，邵春天从中国境内购买了旋转蒸发器等制毒设备以及4吨三氯甲烷、3吨丙酮、4吨无水乙醇等制毒化学配剂，并采用伪报、混装方式通关运抵菲律宾。ll、12月间，邵春天在菲律宾纳卯市和马尼拉市筹备好两处制毒厂房及制毒原料麻黄素后，回到中国境内纠集同案被告人吴传响、邵展望（均已判刑）及邵文曲（已死亡）等人先后前往菲律宾参与制造毒品。当年12月31日，菲律宾警方查获纳卯市的制毒厂房，击毙了邵文曲等数人，并当场缴获129．994千克甲基苯丙胺和270千克麻黄素。
2006年间，被告人邵春大义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大股”（在逃）预谋合伙制造甲基苯丙胺，约定由邵春天负责购买制毒化学配剂及设备、召集工人及提供制毒技术，“大股”负责提供麻黄素、选定厂址以及毒品销售。同年1月至8月问，邵春天先后在中国境内购买制毒设备以及9吨三氯甲烷、8吨丙酮、10吨乙醇、800千克吡啶、l，600千克氯化业砜等制毒化学配剂，采用伪报方式通关运抵菲律宾。后邵春天和“大股”商定在菲律宾武六干省马卡图尔路343号设厂制毒，邵春天另授意同案被告人黄清渠（已判刑）招募工人前往菲律宾制毒，并将制毒技术传授给吴传响，让吴参与制毒技术指导。12月5日，所建制毒工厂开始加工生产甲基苯丙胺。当月19日，中菲两国警方联合行动查获了该工厂，当场缴获甲基苯丙胺30千克、液态甲基苯丙胺200升。后邵春天在我国境内被抓获。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邵春天结伙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数量大，其行为构成制造毒品罪。邵春天在制毒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鉴于大部分毒品尚未流入社会即被扣缴，危害后果相对较小，对邵春天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七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邵春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邵春天提出上诉，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被告人邵春天上诉称：（1）本案证据只能证明其在马尼拉设工厂，不能认定其实施了制毒行为且已制造甲基苯丙胺；（2）没有证据证实制毒系由其发起、出资与选址，认定其为主犯没有事实依据。其辩护人提出：（1）认定邵春天2004年在马尼拉制毒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2）邵春天的制毒行为发生在菲律宾，该国无死刑规定；（3）制成的甲基苯丙胺30千克、液态甲基苯丙胺200千克已被缴获销毁，没有造成具体的危害后果；（4）毒品重量及性质均由菲警方鉴定，其结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未经有资格的国际机构认证，应慎重采用并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5）2004年在菲律宾纳卯市以及2006年制造的毒品均被缴获，不存在获利问题，判决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当，请求改判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称：（1）应认定第二节制毒犯罪事实，一审仅因邵春天在庭审时翻供而不认定邵春天在马尼拉制毒厂制造100千克甲基苯丙胺属明显错误；（2）本案系跨国有组织制毒案件，邵春天多次组织多人到菲律宾，制造甲基苯丙胺数量大并从中获利，社会危害性极大，主观恶性深，且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罪行极其严重；（3）邵春天归案后认罪态度不好，没有悔罪表现，也没有任何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邵春天使用麻黄素加T生产甲基苯丙胺，其行为构成制造毒品罪。邵春天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应对其组织、指挥实施的全部制毒犯罪承担责任。检察机关所提邵春天制造毒品数量大并从中获利，社会危害性极大，主观恶性深，且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理由，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七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制造毒品罪改判被告人邵春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邵春天组织、指挥他人使用麻黄素加工制造甲基苯丙胺的行为构成制造毒品罪。邵春天两次有组织实施跨国制毒犯罪，制造毒品数量大，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主观恶性深，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第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第二审判决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核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邵春天以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二、主要问题
1．跨国犯罪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权?
2．跨国犯罪案件如何审查证据?
三、裁判理由
（一）依据刑事管辖权相关原则，我国对本案有管辖权
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在刑事管辖权问题上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管辖原则等几种。除受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限制外，每一国家有权采用其认为最合适的原则来行使刑事管辖权。我国刑法采用的是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兼采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据此，我国对本案均有管辖权。
1．根据属地原则，我国对本案有管辖权。属地原则是指凡是发生在一国领土内的一切犯罪活动，均适用该国刑法。我国刑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该条第三款还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作了解释，即“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这里的“犯罪的行为”可以是犯罪行为一部分，也可以是全部，而日犯罪行为并不以实行行为为限，可以包括犯罪的预备、教唆、帮助等行为。同理，“犯罪的结果”也不以犯罪的全部结果为限，有部分结果即可，而且犯罪结果也不限于犯罪行为实际造成的危害结果。本案中，被告人邵春天从我国境内购买制毒所用设备、化学配剂，还从我国召集工人参与制造毒品，由于这些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内，我国当然对此案有管辖权。
2．根据属人原则，我同对本案亦有管辖权。属人原则是指凡是具有一国国籍的公民在国外犯罪的，均适用该国刑法。我国刑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照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本案中，被告人邵春天是中国公民，其所实施制造毒品犯罪依法不属于“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不予追究的”的情况，因此，本案应适用我国刑法。
3．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我国对本案同样有管辖权。普遍管辖原则是指对于国际犯罪，不论是否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犯罪人是否是本罔公民，也不论是否侵害本国或本国公民的利益，每个主权国家均可行使管辖权。所谓“国际犯罪”，是指国际条约规定的危害罔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主要包括战争罪、侵略罪、灭绝种族罪、海盗罪、劫持航空器罪以及毒品犯罪等。我国刑法第九条体现了普遍管辖原则，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我国加入的国际禁毒条约主要有《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根据上述条约，对于毒品犯罪，犯罪发生地国、罪犯国籍国、犯罪目的所在地国等国家均有权行使管辖权。综上，我国作为毒品犯罪发生地国、罪犯国籍国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二）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虽然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管辖权大都采用属地、属人、保护、普遍管辖等原则，但由于各国规定不一，且具体犯罪涉及犯罪人、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受害人等多个要素，因此，出现两个或者多个主权国依据本国法律或相关国际条约对同一跨同犯罪都享有管辖权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所述，就本案而言，我国享有管辖权，但由于制造毒品犯罪的部分行为发生在菲律宾境内，菲律宾对本案亦享有管辖权。这就产生了刑事管辖权冲突。
由于跨国犯罪的复杂性，要完全消除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是极其困难的。广为国际刑法学者认同的管辖权排序方案是国际刑法学权威巴西奥尼在《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的构想，即“对本法（分则）确认的任何国际犯罪的诉讼和惩罚管辖按下列顺序授予：1．犯罪全部或局部发生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当事国；2．被告为其国民的缔约当事国；3．受害者为其国民的缔约当事国；4．在其领土内发现被告的其他缔约当事目。”我国学者也主张，刑事管辖权应当按照下列顺序确定：（1）犯罪地国；（2）犯罪人国；（3）受害国；（4）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罔家。然而，依据此排序，部分犯罪行为或结果发生在一国境内、部分犯罪行为或结果发生在另一国境内的跨国犯罪，仍然会存在管辖权冲突的情况，因此，依靠这几项原则适用的先后顺序不能完全解决跨国犯罪的管辖权问题。
妥善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是为了有效惩治、防范跨国犯罪，顺利进行司法协助，避免造成国家间争端。在遵循属地、属人等相关原则的基础上，解决管辖权冲突还应当考虑方便诉讼原则，即以有利于证据的收集、犯罪的侦查以及惩治、改造犯罪分子为原则。同时，案件的优先受理、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控制等特定事实对确定管辖权也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当两国或多国对同一案件都主张管辖权或放弃管辖权时，应当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这应是国际公约确定的首选解决方式。
具体到本案，虽然依据属地原则，我国与菲律宾都有管辖权，但考虑到以下几方面情况，本案应由我国管辖：第一，邵春天是我国公民。第二，我国警方最先受理本案。2006年8月2日我国警方对邵春天涉嫌跨国制造毒品一案进行立案侦查，并在同年12月18日到达马尼拉，与菲律宾警方一起查获制毒工厂、缴获毒品及制毒设备等。我国公安人员除在我国境内收集邵春天犯罪的证据外，还参与了在菲律宾的侦查工作，因而由我国管辖更有利于调查取证工作的实施。第三，邵春天在我国境内被抓获，已被我国公安机关实际控制。
（三）跨国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
就跨国犯罪案件而言，有些证据、证人可能在一国境外，因此在调查取证中需要相关国家给予司法协助，包括代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及其他犯罪嫌疑人，代为进行搜查、扣押、勘验、检查，代为送达诉讼文书，移交物证、书证及赃款赃物等活动。此外，还包括为侦破跨国犯罪进行的联合调查、执法合作等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有关反腐败、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公约均对相互法律协助、加强国际合作作了规定，我国也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多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在司法实践中，对跨国犯罪案件的证据，要重点审查证据的来源是否正当、合法，尤其是相关国家提供的证据材料。对于通过司法协助渠道由被请求国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本案中，一部分证据包括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等是在我国境内由我国司法机关收集的，而查获的物品清单、毒品性质鉴定等部分证据则由菲律宾警方提供。根据菲律宾毒品法执行署向我国公安部禁毒局、福建省公安厅出具的函件，这部分证据材料是菲律宾警方应我国公安部禁毒局去函提供的，而我国公安机关也出具材料证实，这些材料是菲律宾毒品法执行署当场交付我国公安人员的。事实表明，这些证据材料来源正当、合法，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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