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解决我国新世纪面临的社会治安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这场斗争进展顺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这场斗争中，中央特别强调，要注意把各地检察机关查处的与黑恶势力刑事犯罪、严重经济犯罪相交织的，充当其后台和“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从犯罪主体上看有三多：司法干警多，海关、工商、税务人员多，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多。
打击黑恶势力和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犯罪分子同深挖他们的后台和“保护伞”结合起来。各地检察机关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高检院的工作部署，在严打整治斗争中认真查处了一批“保护伞”案件。对这些案件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和剖析，总结和掌握其规律和特点，对于有针对性地开展打击和预防，进一步推动“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深入进行是大有益处的。
据对随机抽取的83件黑恶势力刑事犯罪与严重经济犯罪背后的“保护伞”案件进行分析：83起个案的犯罪嫌疑人中，公安干警31人，占总数的37%；海关、工商、税务工作人员23人，占总数的27%；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11人，占13%；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8人，占9%；检察人员8人，占9%；法院1人，狱政人员1人。由此观之，现时期，黑恶势力和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分子，腐蚀、拉拢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双重职能的司法人员；对获取巨额非法利益至关重要的经济要害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拥有稀缺资源调配权和能提供最大政治庇护的政府主要负责人。
2．从犯罪性质上分：放纵、包庇制假售假分子多，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放纵走私的多，在诉讼环节徇私枉法以案谋私充当犯罪分子“保护伞”包庇犯罪多。
福建省截至今年五月底的查处刑事案件背后的保护伞案件31件36人，其中放纵、包庇制假售假分子或为制假分子通风报信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33%；滥用职权，放纵走私的9人，占25%；在诉讼环节徇私枉法，以案谋利包庇犯罪的10人，占27％。从各地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情况看，当前国家工作人员涉及“严打”整治斗争的犯罪，主要是徇私舞弊，为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提供“保护伞”。他们和犯罪分子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基于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利用。他们收受犯罪分子的贿赂后，就滥用职权，为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在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被严厉查处时，他们徇私枉法，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使之逃避法律制裁。如湛江特大走私案，走私分子通过重金收买和色相诱惑，层层打通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监管环节，导致整个湛江口岸监管失控，国门洞开，出现了一条走私分子及其货物可以自由进出的黑色通道。此案受查处的人员有33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就有259人。
3.“保护伞”是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坐大成势，长期危害一方的重要原因。
我国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历来是非常重视的。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新的形势，1982年就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1983年开展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此后，严打斗争一直未松过。但时至今日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一些犯罪团伙反而坐大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而严重经济活动则愈演愈烈，像湛江走私案、厦门走私案、云霄制假案、潮阳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及人员之多，危害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己经成为严重危害一方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重要因素。原因何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背后有保护伞”，因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理。正如罗干同志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有些地方的黑恶势力之所以坐大成势，有些案件之所以不能彻查严办，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分子通过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违法犯罪活动寻求庇护和帮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查处的严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沈阳的刘涌案、温岭的张畏案，还是严重经济犯罪如湛江走私案，厦门走私案、云霄制假案、潮阳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都有国家工作人员纵容、包庇的问题。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与黑恶势力或经济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平时对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支持、纵容，一旦犯罪分子被查处，他们又多方包庇，使之逃避打击。如浙江温岭一个叫李林标的黑社会集团分子，在温岭市泽国寻衅滋事，重伤他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并报送检察院批准逮捕。温岭黑社会集团首要分子王秀方为此打电话给温岭市公安局长杨卫中，要求把李放出来。杨即打电话给泽国派出所长，要求对该案作调解处理。当得知该案已移送提请批准逮捕时，杨又叫人将该案案卷从检察院拿回来，李林标因此未受到刑事追究。又如云霄县打假办原主任、技术监督局原局长方镇山，收受制假分子贿赂22万元，指使制假分子用破旧设备调包顶替上缴，致使制假分子使用设备继续从事制假活动。
这种黑恶势力和经济犯罪与国家机关中的腐败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和渗透，正是黑恶势力和经济犯罪坐大的催化剂。
4．严重危害了一方的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动摇了执政基础。与黑恶势力相联系的腐败案件目前数量上还是少数，但它们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一是这样的案件涉及党政干部多，在发案地区一抓就是一窝，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受查处的涉案人员共33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259人。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第一批宣判的案件有25起，84名被告人，第二批宣判的案件有94起91人。浙江张畏、王秀方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共查处涉案人员184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67人，县、处级干部17人。二是涉及要害部门和高级领导、主要领导多，威胁政权的性质。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涉及当地的党委、政府、海关、公安、边防等部门，涉案人员包括党委一把手”、政府、海关、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沈阳刘涌案、浙江温岭张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也是当地的党政主要领导、公安机关的负责人为其“撑腰”。大量的要害部门和高级领导、主要领导被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所收买，为其效力，为虎作伥，甚至成为其成员，其结果必然是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民愤和民怨，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削弱和动摇党的领导。三是犯罪金额大，危害经济基础。厦门远华走私一案，给国家造成的关税损失就有530多亿元。这种犯罪猖撅的时候，有可能造成当地经济的虚假繁荣，而这种畸形发展最终将给案发地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从而动摇国家政权的基础。
5．增加了严打”整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些党政干部、司法人员与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相勾结，徇私枉法，对其进行包庇，使查处犯罪分子的难度增加。2001年5月13日《铁制日报》报道的温岭黑社会性质组织二号人物王秀方出逃的经过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温岭黑社会性质组织一号人物张畏被公安机关秘密逮捕后，二号人物王秀方多次与张畏联系不通，深感末日来临。他和温岭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杨卫中联系后得知张畏己被省公安厅抓走，并从曾任温岭市公安局打击走私办公室主任、温岭市刑侦大队长的李志毅那里了解到：公安机关己发内部紧急通缉令，在温岭通往杭州、上海的公路上都设立了查获王秀方的卡点。这些情况使王秀方如坐针毡，经与温岭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指导员黄计富、温岭市原副市长王超云、温岭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张立言急商对策，王秀方决定外逃。张立言立即提供车辆和司机，并送王秀方人民币10万元。王超云则送王秀方人民币8万元及手机一部。就这样，在众多国家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王秀方避开公安部门的一路卡点，顺利地从温岭逃到杭州、上海。在厦门走私案中，正是由于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通风报信，才使特大走私犯罪分子赖昌星得以出逃国外，至今尚未归案。
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与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相互勾结，沉靡一气，是因为他们有着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本质特性。
1．通过拉拢、收买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以攫取更丰厚的不义之财。
市场经济讲究利润、效率，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对此，一些私欲膨胀、又不愿意通过诚实劳动获取财富的人往往有一种挫折感，于是他们就采取非法手段甚至进行犯罪活动来聚敛钱财，进而相互勾结，结成犯罪同伙，这可以说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初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就会通过金钱、女色来腐蚀、拉拢经济要害部门或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以便能使犯罪活动畅通无阻。或者达到垄断经营。如2001年3月19日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消息，福建诏安县官破镇的制假分子成立了一个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造假协会”的组织，其徐旨”就是按照各制假者的生产规模”收取会费，用于‘打通关节”。据报道，这个怡假协会”的送礼清单中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打假领导小组组长吴根源等20人，包括副县长，县公安局政委、副局长、刑警中队长、治安科长、派出所长、县工商局副局长、工商所长、县技术监督局局长、镇长、镇党委书记等，金额达近百万元。在金钱的诱惑下，诏安县负有打假重任的部分领导和打假部门为制售假烟分子撑起巨大的保护伞”，当地制假活动一度泛滥成灾，成为当地一大‘支柱产业”，制假分子为此获得巨额利益。
2．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寻求政治庇护的结果。黑社会是为达到犯罪目的而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嘿”体现了其非法和秘密的特征。虽然同境外成熟的黑社会组织相比，我国的黑社会性质团伙在总体上还停留在较低层面，还比较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黑恶势力己经具有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特征。他们内部己经形成明确的责任划分：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非法所得洗钱，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一整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机制。如长春梁旭东黑社会性质团伙的骨干成员每月均能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压资”，每周有一次窄」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于自己反社会的本质是心知肚明的，为了避免受到法律的惩罚，必然千方百计寻求探护伞”。如长春梁旭东黑社会性质团伙通过用金钱收买，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据媒体报道，涉及此案的党政干部有35名，其中有司法人员20余人，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2人仓001年4月4日讹京青年报》）；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把67名国家工作人员纳入自己的关系网中，这些人对张畏的关怀阮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侃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3．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私欲膨胀，以权谋利的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有一个以周寿南、丁旭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他们开设赌场疯狂聚赌，武装逼债、寻衅滋事，无恶不作，先后打死、打伤68人，并先后三次持枪到澳门抢劫。广东和澳门警方多次到百色缉拿犯罪分子，但都无功而返。百色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有百色地市公安局4名原领导作他们的探护伞”。百色地区公安局原副局长农家益、百色市公安局原政委马斯克、原副局长黄政贤、治安大队原大队长梁成新等4人，每个月都从这个犯罪团伙获得饭排费”保护费）少则每月几千元，多则数万元，农家益获取的非法利益达22万余元，马斯克17万余元，黄政贤5万余元，梁成新8万余元。这些人在受收犯罪团伙的贿赂后，就不遗余力地充当起犯罪集团的探护伞”，农家益甚至在干警大会上宣布，没有局长和政委的批准，不得查处周寿南等人开设的赌场，并多次向周寿南等人通风报信，使之逃避打击。
4．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与黑恶势力勾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个别心术不正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了攫取更大的官职或者保住现有的鸣纱帽”，利用黑恶势力清除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举报人。这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啃极少数人私欲恶性膨胀，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勾结或利用黑社会势力置他人于死地。”近年来，这样的案件发生多起，如广东省原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用50万元买市长人头的政治谋杀案。1994年在阳春撤县建市时，时任阳春县副县长的杨启周认为市长职务非他莫属，不料上级却安排另一位副县长曾威斌为市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为市长，对此，杨启周火冒三丈，把曾威斌视为自己仕途上的克星。1996年阳春市决定上马105公里公路改扩建工程，杨启周深谙领导干部要想富，想方设法修公路”的奥秘，通过活动当上了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之后，利用总指挥的职权，公然违反工程要公开招投标的规定，硬要把整个工程交给一个个体户承建，为此工程造价多出4亿多元，此事理所当然的受到了市长曾威斌的反对。杨启周对市长曾威斌更加恨之入骨，决心报复曾威斌。1996年末，杨启周用50万元收买了黑社会分子，实施暗杀市长曾威斌的计划，只因黑社会分子因其他案件被公安机关拘捕，计划败露，杨启周才未达到目的。案发后，杨启周被判有期徒刑16年。又如河南平顶山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黑杀害举报人吕静一案。李长河任舞钢市委书记时，该市干部吕静一因不同意增加农民负担提过意见，并向上级反映了李长河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引起李长河对吕静一的不满，先是吕静一的副镇长职务被免职，后又以贪污罪将吕逮捕，判刑一年。1999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撤消了对吕静一的判决，宣告吕无罪。出狱后的吕静一继续向上级揭发李长河的违纪违法问题。此时升任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李长河决心“收拾”吕静一。1999年6月18日夜，吕静一一家惨遭李长河雇佣的黑社会分子杀害，吕妻被杀死，吕静一受重伤。
5．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原本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或严重经济犯罪组织的骨干分子。
如广东汕头潮阳市国税局局长林伟琏，本身就是一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的成员，林一次就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7套，价款1.2亿多元，税款2201多万元，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林个人则分得10多万元的非法利益。林伟琏还利用职权，主持制定了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税犯罪行为提供方便的多项土政策，因此导致当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税问题泛滥成灾。
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经济犯罪组织分子则千方百计打入政界，如厦门特大走私集团的头子赖昌星是福建省和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子刘涌有沈阳市人大代表和和平区政协委员的头衔，温岭黑社会性质组织老大张畏曾先后取得湖北省宜都市（枝城）政协副主席、浙江法制报名誉社长、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的社会头衔。长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子梁旭东竟凭借关系进入公安机关工作，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刑警。为此梁旭东得意地叫嚣：“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小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敢把我咋样！”
6．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对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言听计从，是因为有把柄在他们手里。浙江瑞安有一个黑社会分子叫陈仕松，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瑞安市委的人事安排，所以号称瑞安的她下组织部长”。为什么一个黑社会分子有这么大的能量，是因为陈仕松手里掌握着前瑞安市委书记叶会巨受贿及其它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见不得人的事实。
7．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与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有经济上的联系，在他们所办的公司里有股份。温岭张畏、王秀方犯罪集团案发后，公安机关从王秀方处查获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股资协议书”就有20多份，这些人从王秀方处获取“红利”近亿元。
8．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缘于亲情包庇黑恶分子或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前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之所以对湛江的走私活动视而不见，甚至纵容、包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湛江最大的走私分子之一陈励生是陈同庆的儿子。
兰州市有一个以朱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朱军的哥哥朱伟是兰州市公安局刑警。朱伟在朱军案发后，为朱军隐藏、转移非法持有的枪支，多方包庇朱军，己被批准逮捕。
9．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出于对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其后台的惧怕而丧失对敌斗争立场。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对待国家工作人员的态度一般是两种，或拉或打。据媒体报道，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一名科长，在办理涉黑案件中，被犯罪团伙威胁：称少管我们的事，否则当心你的孩子。”第二天，这位科长去学校接孩子时，发现两名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成员正守侯在校门口，他发出无奈的叹息：干公安的可以不怕死，但不能失去孩子啊。在广西，3名执法人员在查处非法活动时，涉黑团伙成员质问执法人员：你们也太大胆了，你看这是谁送的东西？”执法人员一看，某领导送的牌匾高挂墙上。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正是出于对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其后台的惧怕才丧失了对敌斗争的立场。
综前所述，国家工作人员与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充当其后台和“保护伞”，对其进行纵容、包庇，必然使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更加猖狂，而国家工作人员在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腐蚀下，腐败和职务犯罪也将更加严重。二者相互渗透，恶性循环，对我国社会治安、经济秩序进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构成严重危害，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如何彻底铲除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这两个社会毒瘤？我们认为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必须有的放矢，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针对二者相互利用，相互渗透的特点，采取措施，设置“隔离带、防火墙”，建立起一种能有效防止二者相互勾结的隔离、监督制约机制。
首先，必须保持对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严厉打击的力度，形成威慑。严厉打击是遏止和预防犯罪的最有力的手段。没有严厉的打击手段和强大的震慑态势，就不可能有效遏制犯罪，也不可能有效地落实各项综合治理的措施。对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始终要保持“严打”的态势，不能时松时紧，平时养痈为患，等坐大成势，才来集中打击。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现黑恶势力和经济犯罪的案件线索，就要集中力量，快侦快破，及时把犯罪分子抓获归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应该对那些坪时无案，“严打”时“一抓一串”的地方和问题深入调查，深刻反思。
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同犯罪作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坚持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紧密结合抨打”斗争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宪法、刑事法律、经济法律和治安管理方面的法规，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广泛进行社会动员，大张旗鼓地发动人民群众，提供破案线索，检举揭发犯罪，形成对犯罪分子失人喊打”的社会氛围。
其次，对于与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相勾结的职务犯罪同样要采取严厉打击的方针，不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都要依法严惩。对于黑恶势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后台，坚决排除干扰，查个水落石出，从严惩处。做到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不断增强抵御各种腐蚀的能力，经得起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考验。
第三，为有效防止一些政法干警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甚至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充当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的骨干和探护伞”，就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法会议的精神，坚持从严治警，严格对干警的管理。要严密政法队伍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重点加强对干警执法活动的监督和对干警8小时以外的考察。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认真落实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把严格执法、秉公办事的责任落实到人。对那些充当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或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要依法坚决查处。
第四，针对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的情况，应加强市场监管，有效防范犯罪。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通过欺行霸市、垄断经营牟取暴利，是黑恶势力称霸一方、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并向政界渗透的物质基础。为杜绝上述现象的发生，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把讲政治的要求体现到市场监管执法中去，一旦发现黑恶势力欺行霸市垄断经营，要坚决取缔。针对一些地区的文化娱乐场所被黑恶势力所把持的现象，要严格清理整顿文化娱乐场所，规范娱乐场所经营秩序。
第五，针对大量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腐蚀、拉拢的主要对象是对其获取巨额非法利益至关重要的如海关、工商、税务等经济要害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为进一步防范走私、制假售假、骗税等经济犯罪分子与海关、工商、税务等要害经济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主管部门应有的放矢，健全、完善系统监督机制，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实行监察、审计人员委派制，加大监察、审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执法、执纪大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问题。要改革海关现行管理体制，建立以先进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业务科技一体化的业务运作和管理系统。进行业务和机构重组，重新划分地方各级海关的业务管理职权，将基层口岸海关或现场对查验、税收征免和结关放行的决定权重新分解，加强直属海关对基层口岸海关或现场业务的管理和控制。要进一步健全税收管理制度，形成严格的税务稽查制度。积极推进税收征管全国计算机联网，借鉴国外的经验，实行税务一银行监控一体化的管理制度，在管理上引入银行的管理机制，变税务一家为税务、银行双重管理，双重监督。这样，不仅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使用得到有效控制，从制度本身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而且减少了税款拖欠和流失的可能性，确保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
第六，要改革和完善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遴选办法，以防范黑恶势力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向政界渗透。2001年4月26日《检察日报》报道了沈阳黑社会组织头子刘涌当上市人大代表的内幕。刘涌是由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推荐，成为这个选区的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而这一推荐完全是由区劳动局党总支书记高某暗箱操作完成的。刘涌与高某个人关系甚密，认高做干妈。高某既没经过局党组讨论，又没经过党总支，一个人私自填写了刘涌的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表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说刘涌为振兴和平区经济作出很大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并让党总支副书记在材料上盖了组织公章，就这样本是“干妈”一人徇私推荐，成了党组织的推荐。一名当时参加投票的区人大代表说，当时我只是凭“候选人登记表”上的介绍来决定投谁的票，如果介绍材料真实地写了刘涌的历史，我就不会选他。”为有效防范一些黑社会分子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混入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推荐、遴选上也要走群众路线，不能领导个人说了算。在推荐前必须进行民意测验，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不能推荐。以中共名义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下级党组织的提名应经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鉴定材料一定要客观、真实，并须经集体研究通过，防止弄虚作假。在选举时，应当如实、详细向选民介绍候选人的情况。对于在推荐候选人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情况要严肃查处。
原标题：“保护伞”职务犯罪剖析
来源：法律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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