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

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是控制、预防暴力犯罪最基本的环节。惩罚暴力犯罪同样是为了最终达到预防暴力犯罪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惩罚也是预防的对策之一，这里所说的严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判处死刑。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人即使应当判处死刑，也必须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采取必要的慎重态度。除极少数罪行严重到非杀不可者外，完全可以对可杀可不杀者判处长期自由刑和必要的财产刑，这是因为，“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社会根源，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 ”（注：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鉴于历史上“以杀去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杀人犯罪的教训，我们在惩处暴力犯罪时，也应当重视“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武也”（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卷，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5页。）的真缔。所以，这里所说的严惩，是指严格执法，使任何暴力犯罪分子都不能逃脱刑罚的严惩。

2.认真贯彻和执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的协调机构，指导各级各类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纠正在学校教育环节上因正面引导不及时而引起的对社会公德、价值标准的冲击，开展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对违反《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责任人员，必须依法惩处。

3.尽快完善规范文化传播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文化市场。限制暴力文化的传播，依法坚持扫黄，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影响暴力犯罪个人倾向形成的消极因素，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文化、宣传部门要严格依法把关，防止外来过度渲染暴力的文化的不良影响和国内不健康文艺作品的出台。书刊、电影、电视等宣传要坚持防止对凶杀、武打、暴力和物质享受内容的过分渲染，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惩处。

4.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体系，依法加强对经济的监督工作。通过强化经济秩序的法律调整，制定健全周密的经济管理法规，使社会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规范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使其受到明确的、强制性的法律约束。行政管理、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严肃执法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对各类经济违法和犯罪行为的惩处，强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守法意识。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人们提供一定的价值、道德标准和正确的导向。

5.依法建立完善社会治安防范网络，强化治安管理。重视和掌握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暴力犯罪的危险征兆，发现危险苗头要及时果断采取一定措施，力争将暴力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制止可能发生的暴力犯罪。依法建立健全基层治保组织和调解组织，并协调与司法机关工作的配合。及时妥善调解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纠纷、矛盾和冲突，消除其内部蕴含的暴力因素。依法加强对行业和可就业人员的管理，注重瓦解青少年中的不良社会群体。在暴力犯罪易发生的敏感地区，应加强保安措施，防止暴力犯罪发生。依法加强对管制刀具、枪支、弹药、毒品以及其他危险品和贵重财物的保管，消除易引发暴力犯罪的各种因素。

6.依法加强对暴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切实降低累犯、再犯率。教育改造犯罪人是我国刑罚的目的之一，通过教育改造措施，转化犯罪人的犯罪思想，提高改造质量，将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具有良性循环作用。依法对暴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应对其普遍存在缺乏法制观念，无视法律威慑，不惧怕刑罚惩罚；缺乏荣辱道德观念，缺乏罪恶感；颠倒的人生价值观，视个人利益为一切等等思想进行针对性教育，力争将绝大多数犯罪人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的新人。

7芬兰科学家研究发现，5%到10%的严重暴力犯罪都归咎于两种基因，每一种基因都能够修改大脑活动。这些发现并非第一次将犯罪倾向与基因联系在一起，而且其它专家也就研究的局限性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提出了批评意见。

这项研究分析了芬兰监狱中895位罪犯的基因，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单胺氧化酶A（MAOA）的变异基因类型在那些承认10次或以上严重暴力行为的犯人当中更普遍。Tiihonen教授称，这就表明这种基因在确定或者控制极端暴力行为中起着作用。

第二种基因名为钙粘蛋白13（CDH13），这种基因参与大脑与细胞间的交流，而且已经被确定与冲动行为的控制有联系，它也在这项研究中被发现与极端暴力犯罪有关。研究推断，保守估计在芬兰约有5%到10%的严重暴力犯罪可归咎于特殊的MAOA和CDH13基因。

然而Tiihonen教授称，尽管我们清楚40%拥有这种变异基因的人们不会成为暴力罪犯，但最终的研究无法确定是否在教养和基因遗传之间存在一种类似的交互作用。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Jan Schupp称：“把它们称为‘暴力基因’有点太夸张，这些基因与许多其它因素共同造成人们有点难以控制暴力冲动，但是它们并不会预先决定你的犯罪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