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典型八大案例：1.罪犯张松坚不予减刑案；2.罪犯奚中杰不予减刑案；3.罪犯陈雪冰不予减刑案；4.罪犯黎满泉不予假释案；5.罪犯车成义依法收监案；6.罪犯吴正减刑案；7.罪犯魏玉庆假释案；8.被告人李宏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中玩忽职守案。
浅析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及法国减刑、假释程序司法化对我国的启示之分析
笔者下面拟对法国减刑、假释程序司法化的演进及其制度特色作些考察，以期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综合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一、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及现行解决问题方法之梳理；二、法国减刑、假释程序司法化演进之考察；三、法国减刑、假释程序司法化对我国的启示之分析。 
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根据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无认识，可以区分为故意犯和过失犯。由于行为人在对假想侵害进行反击时有防卫过当的认识，因此，其责任的追究，只能在其主观认识即防卫过当的认识限度内进行，否则，有违反责任原则的嫌疑。只是在以防卫过当的规定处罚假想防卫过当时，必须注意其与通常只能作为过失犯定罪量刑而不能“减免处罚”的假想防卫之间的衡平。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亲友负有主动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义务，但司法解释将拟制自首作为一种从宽量刑的情节，符合刑法学基本原理，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符合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司法实践中，认定拟制自首需要界定“亲”与“友”的范围，识别虚假的协助归案，注意从轻幅度，强化证据和程序意识 
一般累犯刑种条件包括两部分内容，分别为前判刑罚与再犯罪刑罚的种类要求，刑法规范均要求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才能成立一般累犯。将待决定的对象作为成立条件来予以运用本身就会导致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要对符合一般累犯条件的再犯罪刑罚从重处理，又形成了逻辑上的悖论。用刑种条件作为标准也与现行的刑法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 
对累犯宣告拘役刑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与如何把握《刑法》第65条规定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关。最后考虑累犯情节的做法可能不利于被告，并且会存在着将法官导入先入为主之误区的危险。判断是否“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该只根据与后罪本身直接相关的犯罪事实，在确定了是否成立累犯之后再考虑其他的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有关的案前或者案后情节，这种将累犯情节前置的 
对于死刑案件中经常适用的酌定从轻情节，按照产生的时间先后不同，大致可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类。因受到刑事司法政策的较大影响，上述三类从轻情节有着政策性法律元素的特质，同时，由于其适用效力、适用范围等区别于法定量刑情节，该类情节还具有相应的个性。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可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沟通协调，形成统一对酌定从轻情节的认识，创造有效的监督机制。 公诉机关的量刑请求 既支持了起诉书的起诉意见又进一步提出了诉讼要求
刑事诉讼请求，是指作为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通过人民法院的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后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于公诉案件的量刑不提具体的要求，固然给检察机关带来很大的灵活性。 
量刑建议的质量要求体现在形式上的规范性、结论上的一致性和价值上的正义性方面。量刑建议的具体操作步骤应为：根据案件事实和性质选择法定刑幅度；采用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建议量刑起点即量刑基准；结合犯罪数额、次数、后果等反映全案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事实确定基准刑；提取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在基准刑的基础上由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后得出刑罚量以最终确 规范地识别量刑情节需要就“准情节”与刑罚根据的关联性进行判断
规范地识别量刑情节，意味着要有评价标准，即应依据基于法律理念、刑法原理、刑事政策等所生成的刑罚根据来进行；还要依据可能成为量刑情节的事由与刑罚根据的关联性，来对量刑情节及其单复数进行判断。由于作为刑罚根据的责任刑、预防刑等的功能和地位不同，量刑情节的识别需合理地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以及其它情节。一、量刑情节识别中存在的问题；二、规范地识别量 克服胁从犯立法模式的弊端 使被胁迫情节作为法定情节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受胁迫犯罪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多设立为责任阻却事由，我国采用了胁从犯立法模式。如何克服胁从犯立法模式的弊端，使被胁迫情节作为法定情节能在司法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是目前我国刑法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一、被胁迫情节的立法模式比较；二、我国胁从犯制度的弊端；三、胁从犯立法根基评析；四、被胁迫情节的定性要件；五、被胁迫情节的定量指标。 推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和完善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司法关切的体现。量刑主要是限制乃至剥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司法活动，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宽，司法层面又缺乏一个完善的量刑规则，多年来一直采取“估算式”量刑，导致有的案件量刑不均衡，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当前，我国在毒品犯罪量刑问题上存在着重刑倾向和过度适用死刑的情况。产生的原因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与毒品犯罪定罪量刑上存在的“唯数量论”等有关。我们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对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人员不宜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满足下面三个条件即可适用缓刑:犯罪分子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是累犯;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结合我国打击和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实需要，必须采取重典治“黑”，不宜对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人员适用缓刑。特别减轻制度与罪刑法定绝不相容 它为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保留了制度空间
特别减轻制度是指1997年刑法典第63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减轻处罚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的制度。笔者拟将特别减轻制度与刑事类推制度作一全面比较，剖析特别减轻与罪刑法定的背离和对自由裁量的突破，同时考量在现行法治环境下特别减轻制度的运作，提出特别减轻制度设置的不妥，并进一步提出补正的办法。一、制度蕴含与制度比较：特别减轻与刑事类推；二、法理析论：罪刑法定与自由裁 罪刑法定不仅仅在司法层面上被尊为金科玉律 在立法层面上亦被奉为衡量立法正当性的圭
刑法修订过程中，在酌减的存废问题上争议激烈。酌量减轻作为一项有利于被告的量刑制度，具有救济“情轻法重”、健全“轻罚机制”的功能。一、酌量减轻立法的渊源性根据；二、酌量减轻立法的功能性根据；三、酌量减轻与罪刑法定关系之辨正。 对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进一步认识 够更好地理解刑法中减轻处罚的立法理念
刑事责任问题作为刑法学界瞩目的热点问题一直吸引着众多的学者，极少有人论及减轻刑事处罚的问题。事实上，研究减轻刑事处罚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一、对减轻处罚的内涵界定我国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但是根据案件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 
司法实践中对罪后情节的把握，对正确定罪量刑关系密切，但理论界却对罪后情节的研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罪后情节相关问题的探讨，阐明了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上作为例外的“定罪”罪后情节的几种情况；并分析刑法上作为原则的“量刑”罪后情节和作为例外的“定罪”罪后情节存在的法理依据。 
人身危险性在罪刑结构中，并不当然地起决定作用，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修正的作用。人身危险性不能增加刑罚量，只在其较小或没有的时候，起减小刑罚量的作用。量刑实践中，人身危险性应当只具有这样一种单向性的功能。 
本文论述了无限防卫权的历史沿革，提出了行使无限防卫权应具备的条件、现行立法的缺陷及其完善等，并从总体上阐述了无限防卫权的利弊。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做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本文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以及防卫过当等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并阐述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具体内容，由此而提出关于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的相关问题。
与有特异体质者互殴引起的对方隐性病症发作而死亡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2001年5月15日22时许，某镇农民王甲在某饭店就餐时，王某与李某发生争吵，饭后王又追李至李丙家门口处，从后边用手杵李乙肩、颈、背部并揪李衣领，摁压其头部，致使李乙颈部屈曲，随即坐于地上并当即突发死亡。事发后，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所以李乙颈项部挫伤痕迹认定李乙“系被他人暴力性扼压颈致窒息性死亡”。针对这一案情:第一种观点认为，对被告人王甲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 在肯定无限防卫权立法的重大意义及实践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
自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确定了无限防卫权制度以来，就争议颇多，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对无限防卫权该不该立法及如何适用无限防卫权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一个飞跃，也有人认为这是刑法在保护人权上的一种倒退。加之立法中对一些词语的使用上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使得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对无限防卫权错误运用，笔者立足于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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