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例国企高管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例中，约有7例案件主要犯罪或犯罪嫌疑人是女性，其余都是男性，男性占97.3%的比例；涉案的82位国企高管于2014年总年龄4226岁，平均年龄51.54岁；至少有17例案例都是2人以上共同犯罪。 
企业家腐败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更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犯罪攀升，低成本和高收益；腐败类型分为“吸收型”和“输出型”；拿着较高薪酬的企业家仍然会贪腐因监管“真空”，偏狭观念和制度设计；防控举措，必须对权力重新合理设置。
从2014年度企业家犯罪“十大案例”中可以看出国企、民企企业家罪名差异，凸显市场公平竞争不足，企业家犯罪的高频罪名，显示刑法立法的科学性亟待提升，刑法应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进程，避免成为经济发展阻力，刑法调整市场经济秩序应更具理性与宽容。
民营企业家5年以下短期刑的适用比例整体上高于国有企业家。在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比例方面，国有企业家的比例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家；在适用无期徒刑方面，反之。国有企业家高频罪名，长刑期主要分布于贪污罪和受贿罪，民营企业家的高频罪名方面多数罪名被判决的刑期为五年以下。 
一方面，总体上企业家触犯刑法的风险范围分布较为广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家与民营企业家在罪种和罪名结构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上述特点和差异应该是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不同的必然反映；同时，也意味着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现实刑事风险，在范围上较之国有企业家要更为广泛。
民营企业涉案数居前三位的省份是浙江、福建、河南；国有企业涉案数居前三位的省份是河南、浙江、山东。位于三线城市的涉案企业数量最多。日常经营、财务管理、工程承揽与物资采购过程是主要的案发环节。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涉案的共同高发产业领域。 
第一，在性别特征方面，犯罪的男性企业家占87.34%，犯罪的女性犯罪企业家占12.66%。第二，在年龄特征方面，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犯罪的第一高发年龄都集中在40-49的年龄段。第三，在犯罪企业家的职务构成方面，董事长、总经理或法定代表人占总共占51%，“一把手”犯罪现象十分突出。 
工厂突然宣布全公司放假后一夜之间“人间蒸发”。经侦查查明，吴老板在经营管理该企业期间，因赌博、替人担保欠了多家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及业务单位大量外债，直至2012年10月还累计拖欠126名工人工资合计人民币112万余元。武进法院经审理认为，吴荣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国企高管犯事多和贪腐有关，诈骗是民企老板倒下的主因。 研究数百例乃至更多的企业家犯罪案例，就会发现许多体制机制更深层次的问题，甚至是规律性的东西，它隐藏在表面繁华之下。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家犯罪问题，否则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
近年来，老总犯罪这一话题逐渐倍受关注了起来，我国每年均有超百例老总涉嫌刑事犯罪，总体来说，老总犯罪最常以以下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合同诈骗是老总犯罪最主要诱因；老总犯罪经常涉及暴力犯罪；老总“涉黑”犯罪应重视；暴利诱惑下从事非法经营。
老板们应该积极从自身和周围环境分析出犯罪诱因，以更好的远离犯罪：1.商业上一帆风顺，缺少预防，隐患一触即发。2.法律意识薄弱，没有预感，重罪上身，毫无知觉。3.幻想逃避法律，侥幸心理，不可救药。4.经验主义，子承父业，轻视法务。
老板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相比起其他主体的犯罪，主要有以下三个独特的发生方式和途径：屡禁不止，络绎不绝，“前腐后继”，不仅犯罪性质相似，连犯案的手段方法也“一脉相承”；夫妻双双坐在法院审判庭的被告席上或同入牢房者；受贿罪所占比例较大，且涉案金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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